【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圣明】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了其访华之旅。并将其访华的首站选在了古都西安，这一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马克龙及其团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安悠久历史的兴趣。在演讲中，马克龙还特意提及了法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的历史来彰显中法两国友谊的源远流长。不过，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国人对中国本身和中国文化感兴趣乃至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历史，是要比两国建交乃至新中国的成立都要更加久远的事情。在遥远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就曾经对中国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15世纪以来，新航路的开辟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西欧人有机会向更远的东方探索。在商业利益和传教热忱的促使下，许多商人和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向东，最终到达中国。这些西方来客在被中国与其家乡大大不同的人文和自然风貌吸引的同时，也将这些中国风物和中国见闻以本国语言记录下来，并在17-18世纪的欧洲出版。

这些传教士们受到清前期中华帝国繁荣强盛的发展状态的影响，且在日常交往中与皇帝本人和王公大臣等多有接触，也对中国当时流行的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当时国力强大，人民温和有礼而又不刻意与基督教世界为敌，是很好的传教对象。进而对中国做出了相当多的正面评价。因此，他们在作品中大多对中国流露出尊重与赞赏的态度。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印象，大多便来自于这些传教士的书籍。

但是，在对当时的中华帝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理解和认识上，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传教士们的记述做出了并不相同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两种中国观，是来自伏尔泰的“开明帝国”论述与来自孟德斯鸠的“专制奴役之国”的说法。

为什么参考了大体相同的文献的两人会对中国有如此不同的评判呢？这很可能受到了他们所看到的材料中具体描述的影响。但是，二人之所以对传教士作品中的中国进行自己的评判、想象乃至构建，实际上并非只是有感而发，而是一定程度上在利用他人对中国的陈述和自己对中国的想象来针砭时弊，乃至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性。

伏尔泰在其学说中认为，当时法国式的专制君主制度会造成昏君上台，对国家有害。民主制度则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也不利于国家发展。理想的国家应当由开明的君主依靠哲人的建议来治理。同时，他反对教会特权和宗教神秘主义，崇尚道德和法律，并认为在理性，道德和法律的指导下会产生繁荣的国家和诚实勤劳的人民。

因此，他在其著作《风俗论》中将中国理想化，并作为其学说的理想模板来进行阐述。他认为，中国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善良仁慈，热心法律与公益”，而且最为遵守以孝道为主要方面的中国伦理和中国法律（此处的“法律”指古代的各种律例，与当今法律的定义多有不同），为其子民做出了表率。

同时，中国的皇帝因为“家天下”的体制，而更加倾向于为他拥有的土地及其子民拨款进行修桥铺路等公共服务性工程，也因之更容易以家庭的模式组织国家政权。伏尔泰在此还举出了中国百姓将皇帝派遣来的官员称为“父母官”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其他领域，伏尔泰也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以德治国的统治方法和开明专制的国家体制的赞赏。

此外，伏尔泰还认为中国的法律、信仰和民风等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他十分推崇中国的法律，并视其为道德和法律的适当结合。在这种结合中，法律“不仅用来惩治罪恶，而且用来褒奖美德”，使道德和法律达到了互相促进的效果。他还赞赏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认为虽然中国所敬拜的“上天”和天主教所信奉的“上帝”有相同之处，但是中国对“上天”的崇拜是更为纯粹的，无需组织严密的教会，数量众多的教士。也不像基督教一样存在众多迷信传说与反理性、反自然的说教。

由此，伏尔泰将当时的中国视为以道德而非宗教进行治理的，合乎理性和自然法则的国度。传教士们的著作中所记载的彬彬有礼，温和谦让的中国普通人和拥有强大的同化能力的中华文化同样让伏尔泰心向往之。总而言之，从伏尔泰的角度看来，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以道德力量施行教化，以圣君明主进行统治的开明国家，远胜于专制盛行，教会权力极大的当时法国。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图片来源：作者收集，下同

而启蒙运动的另一位旗手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价与伏尔泰相比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在孟德斯鸠的笔下，明清时代的中国是一个缺乏规则和秩序，由君主任意奴役人民的落后国家。

他认为，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被传教士们所夸赞的良好秩序和严格礼仪来自于统治者的威吓。这样的专制暴政甚至连社会上层都难以幸免。清朝的法律则是主张君主专制气焰的工具。他还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律令中普遍存在的累及亲属的条令是缺乏法律精神的表现。受到伏尔泰夸赞的中国礼教和道德不仅难以得到专制权力巨大的君主本人的遵守，更成为了剥夺人民自由，造成人民恐惧的思想禁锢。

而从宗教和礼节方面来看，中国的皇帝既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精神领域的最高权威，这给民众带来的只是双重的畏惧与压迫。此外，孟德斯鸠还格外强调了中国的法律和习俗相互混杂所带来的害处，他认为法律、习俗和道德之间本来有相当大的区别，而好的治理应该将其严格区分并使它们各司其职。

而当时的中国将它们混合在一起，不仅如传教士们所说的那样阻碍了基督教的传播，还在事实上阻碍了对社会有利的变革。对于中国的民风，孟德斯鸠在承认中国人的勤劳的同时，还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中有不守规矩，利欲熏心的一面。

总结来看，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著述中更多的是较为负面的评价。但是他本人虽然将中国作为他分类中的专制政体的代表加以论述，却同时也承认中国并不完全符合专制政体的特征，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三种政体（共和、君主与专制）的混合。

孟德斯鸠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书影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二人均未去过中国，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中也有很明显的偏颇之处。明清时期的中国远非伏尔泰描述的那样政治清明，法律健全。也远非孟德斯鸠笔下的恐惧之地，奴隶之邦。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将这些对中国的看法看做启蒙思想家们针砭时弊、佐证学说的工具而非简单的评价，我们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看似偏颇的说法：伏尔泰崇尚自然理性和开明君主，反对君主专制和教会对思想的压制。因此刻意选取中国现状中符合其理想和学说的部分来作为其学说的佐证，同时批判法国君主的不善治理和教会的愚民政策。孟德斯鸠则认为基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才是理想的制度，将君主专制和未能做到法律与道德的分立的中国主要作为反面典型来论述，因此主要着墨于中国制度压迫人民和威吓人民的一面。

对于启蒙思想家们而言，中国的本来面目固然重要，但是作为用来传播进步思想和认识自身不足的工具的“中国想象”对于他们而言却更有实际意义和探讨价值。正是借助这些不同的中国想象，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各种进步精神才得以更好地传播开来，并为日后的法国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

时至今日，随着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中国与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之间的地理距离早已经不再构成双方人民互相交流的阻碍。中法之间也早已经不需要通过区区几个传教士的“二手资料”来进行沟通。

尽管如此，部分西方媒体和其他组织依然在依靠各式各样的，由道听途说和刻板印象构成的陈旧的“中国想象”向他人介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当他们需要强调“中国威胁”时，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就是充满威胁与扩张性的“邪恶帝国”，满街的中国游客也可能变成让欧洲不再风景宜人山青水绿的罪魁祸首。当他们需要对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价值观说三道四的时候，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就是每年都即将“崩溃”的泥足巨人。

这些“想象”中的中国并非是完全的空穴来风，但有不少是并不全面乃至相当偏颇的，是一种选择性的，缺乏实际根据的表达。他们用以了解中国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却依然顽固地保持继承自先辈的陈词滥调或来自他人的“二手”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

而要想破除这种错误的“想象”，就只能依靠中法两国各领域之间更加深入的交流。通过让中国的真实情况被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所知而在法国树立起更加全面的中国形象，也进而“倒逼”那些不愿改变，抱残守缺者更新自己的中国认知。

马克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倡议，虽然呼应但也有所保留，从其本人及政府高官的发言看，种种担忧、顾虑恐怕也大多出自“想象”，与中方的倡议本意完全不符。

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龙总统此次访问的意义，恐怕不止在于经济合作与政治互信，而是在于为愿意互相了解对方真实一面而非沉浸于“想象”之中的两国民众和媒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而这样基于现实状况而非闭目塞听的“想象”的交流与研究，其正面影响则将是深远而又意义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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