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郁翔越】

虽然2025年尚未过半，但关于《昆仑山铭》的争议似乎已预定了今年中国人文学术热点的头把交椅。

6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刻石》（下文称《实证》）一文。该文介绍，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刻石题记（下文称《昆仑山铭》）。这一黄河源刻石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意义十分重大。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学界热议，同时也在大众层面引发了强烈反应。

石刻照片 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

石刻线描图及释读。来源：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

《实证》首先遭到了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的质疑，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刻石造假新高度》一文，这一标题表达了他对《昆仑山铭》的鲜明态度。

随后，更多学者加入了质疑《实证》和《昆仑山铭》的队伍。实际上，如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实证》中的论断是一边倒的支持，那么这个发现可能不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无论是支持者还是质疑者都给足了相关论据，这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有利于加深公众对历史议题的思考。

但在对《实证》和《昆仑山铭》的讨论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吃瓜”，也不应该扣与学术无关的“帽子”。这场讨论的作用和意义，归根结底是促进公众对历史认识的深化。正如辛德勇所说：“相较于传世文献所载录的历史事项，所有考古新发现，不管是文物、文献，还是遗迹，所传达的历史信息都是孤立、片面而且零散的。”面对新发布的《昆仑山铭》，考古学和文字学学者应就事论事，将眼光聚焦在铭文本身；而历史学者更应将其置于秦始皇所在的时空环境中考虑，或深化固有认识，或冲破思维定式。

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书影

一、令人疑惑的铭文

虽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但对《昆仑山铭》的所有质疑必须立足在对其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看到《昆仑山铭》以后，质疑者第一印象感觉它太“准”了，跟秦始皇求不老药、昆仑出河源的记载一一印证；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刻石最后有“前□可/一百五十/里”的数字，而刻石所在地距离被后世认为是黄河源的星宿海，换算为秦里恰好是150里左右。

经验告诉我们，古书中关于同一事物、同一事件的记载，如果不是出自同一个信息源，必定会参差多端，“太准了”，反而令人生疑。

况且《实证》一文作为如此重要文物遗迹的首次发布，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发现刻石的前因后果的讯息，包括哪个考古队、“近期”是哪天、刻石的具体位置、是否由当地人带路或报告等关键信息，给人印象是刻石是作者在田野考古中首次发现。

果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消息发布不久，网上就出现了多种质疑的声音，最早提出具体疑点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他连发数条微博，指出铭文有以下几大问题：

一是时间问题。铭文中提到“皇帝”，日期是“廿六年三月”，有人质疑应该是“廿七年”，虽然其中“六”字并不清晰，但初步判断刻石中的字形明显与“六”相近。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先是“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而后“秦王初并天下……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年，完成了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的壮举。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秦灭齐和秦王政称皇帝的具体月份，但毫无疑问的是，从灭齐到议帝号之间肯定有时间差。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的冬天或秋天，此时秦王政尚未称皇帝号，那么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呢？

二是季节问题。刘宗迪指出，这块刻石称五大夫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到达距河源一百五十里处，这证明之前的行程都是在冬天进行。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后世河源考察季节的选择也能说明问题：如，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八月到达河源；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拉锡率团查探河源，也是在夏季进行。

三是“方士”问题。刘宗迪认为，铭文中“方士”一词，《史记》常用，但《史记》之前罕见。《史记》中“方士”多为汉人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庄子·天下》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方士”是“方术士”的简写，泛指方术之士，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意思，并非官名或职务名。《封禅书》中屡见“方士”一词，司马迁用它特指热衷长生求仙的燕齐方士一类人物，含有鄙视的意味。

实际上，除《封禅书》及沿袭《封禅书》的《汉书·郊祀志》之外，“方士”一词使用的频率并不高。“方士”是司马迁对炼丹求仙、装神弄鬼一类人物的他称，这个称号并不光荣，所以似乎不会被当时人用来自我标榜。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书影

此外，还有“己卯”干支问题，有质疑者指出，无论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还是二十七年三月朔日之后的干支都没有己卯。受益于出土文献中对秦代历法丰富的记载和相关学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当今秦代历法研究已十分成熟，因此对干支的质疑也需要得到重视。

刘宗迪认为，尤其关键的是河源问题。他在微博转发了自己撰写的一篇讨论昆仑与河源问题的旧文《昆仑：在神话的光芒之下》，认为“张骞通西域，汉武帝据其报告将新疆和田的南山命名为昆仑，这是昆仑的位置第一次在现实地理中被确定。唐代与吐蕃交涉密切，青海黄河源头之山被命名为真正的昆仑。”刘宗迪以此为据，指出如果秦代就形成了河源青海的认识，那么就无法解释汉唐之间对河源的认识为何出现倒退。

关于历代对河源认识的深化过程，传世文献中有清晰的记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的《河源纪略》对历代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表明司马迁写《史记》时，汉人还不知道黄河源出青海，故张骞、汉武帝、司马迁都误以源出和田的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游。

由于更早的文献《山海经》记载“河出昆仑”，汉武帝认定的昆仑山位于今南疆地区；《禹贡》又说“导河积石”，汉代积石山位于“金城西南”，二者之间明显没有河道连接，因此《汉书·西域传》综合这两种说法，提出了一种十分荒谬的河源说法：“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潜行地下，南出於积石山为中国河。”郭璞注《山海经》的时候也认为“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窴国，复分流岐出，合而东注泑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

然而，凭常识就知道，这种违背“水往低处流”的常识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因此汉代人们对河源问题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据文献记载，人们对河源的正确认识产生于西晋时期，杜预在《春秋左传经传集解》中云“河源西平西南两千里”，张华在《博物志》中提到“河出星宿，初出甚清”。张华将河源追溯到扎陵湖以西的星宿海，这已经与河源十分接近。

随着东晋十六国时期羌人和中原民族的交往日益密切，以星宿海为河源的说法深入人心，隋朝以此为据在阿尼玛卿山附近设置了河源郡。唐代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云“古所谓昆崙者也，夷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全唐文》卷七百十六）其中“紫山”即巴颜喀拉山，因此刘元鼎记录的河道就是现在所确定的黄河正源卡日曲。

唐代以后，人们对河源的认识过程颇为曲折，一方面人们根据汉代教条认为黄河上游为塔里木河，另一方面又有人将约古宗列曲作为黄河正源。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旧错误地以约古宗列曲作为河源，直到1978年才将卡日曲认定为黄河正源。

通过反映中国人对河源认识过程文献的梳理，我们可知虽然人们对河源的认识在唐代以后经历过反复，但毫无疑问是深入发展的。如果刻石为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人对河源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现代科学测量的水平。假设这个前提成立，那么又如何解释汉武帝、张骞和司马迁对河源问题认识的巨大倒退呢？

除了以上问题，铭文还有其他可以商榷之处。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认为《昆仑山铭》是真古物，但现存只是整块刻石的下半部分。如果侯光良教授所述为真，那么略过上半部分直接将刻石解读为秦始皇方士采药昆仑，本就不够严谨。既然刻石有严重残缺，那么保持残缺状态的释文才是合理的，而不是将其强行连缀成文。

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对《昆仑山铭》提出的质疑并不能判定其为后人伪造，那些《昆仑山铭》“一眼假”的说法同样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使质疑，也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尊重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从科学和学术的角度提出辨析意见，才能让人信服。

二、何处是“昆仑”？

“昆仑”之名最早的记载就源于《山海经》。2017年，有媒体报道里耶秦简中出现“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简文，这个昆陯在琅琊，即今青岛、日照一带。复旦大学教授刘钊认为，里耶秦简和《昆仑山铭》中两处“昆陯”虽非两地，但词源相同。实际上，《山海经》中的“昆仑”指的是观天的明堂（观象台）以及祭天的神坛。早期典籍中，“昆仑”为明堂之异名的说法有明确记载，比如《史记·封禅书》云：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

明堂或者昆仑为观天通神之所，表现在神话中，昆仑就成为通天之神山，而表现在宗教中，明堂就成为郊天祀神的祭坛，成为奉天承运的王者顶礼膜拜的神圣象征，故后世祭坛往往按昆仑的造型建造，多采取昆仑的三层结构，而祭坛也往往以昆仑为名。由于昆仑的原型是明堂，因此它就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书影

后来，“昆仑”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山的泛称。《尔雅·释丘》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

《山海经》是最早记载昆仑的古书。据刘宗迪研究，《山海经》由于《山海经》原本记述的地理范围，不出今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山海经》呈现的四面环海的地理格局，反映的是古代山东地理状况，位于《山海经》西北方的昆仑，即泰山，书中说昆仑是帝之下都（天帝在人间的宫殿）、众神之所居，中国上古唯一拥有这种神圣地位的名山非泰山莫属，因为泰山为天帝、群神所在，故古人才登泰山祭天神，后来的封禅泰山即由此而来。

《山海经》成书很早，保存了夏商时期的历史记忆，后来的人不了解《山海经》的成书背景，不知道它反映的是山东及其周边的地理空间，误认为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的地理，因此基于中国版图理解《山海经》的记载，看到昆仑位于《山海经》的西方，就误认为昆仑是一座处于中国西部的大山，从而导致后来的人们一直致力于到中国的西北部寻找昆仑山的踪迹。

在“昆仑”位于西北方这一地理认知的指导下，汉代人在金城郡临羌县（今青海湟源）设置昆仑山祠，在敦煌郡设置“昆仑障”，这表明从汉代以来有将今祁连山脉称为“昆仑”的说法。张骞出使西域，发现西域有一条大河，它发源的地方出产玉石，正跟书中河出昆仑、昆仑产玉的记载相吻合，于是把那条河当成黄河上游，把它发源的那座产玉的山当成昆仑山，实际上，被张骞当成黄河上游的是塔里木河，被指为昆仑山是今天和田市南边的一座山。（“河出昆仑”的说法也源于《山海经》，但清代学者郝懿行就已经指出，《山海经》中说某某水“出”某某山，意为某某流经某某山，出是流经的意思，而非源出的意思。《山海经》说河出昆仑，不过是说黄河流经昆仑，昆仑即泰山，黄河就是在流经泰山以后注入渤海的。古人误读了“河出昆仑”，所以舍近求远，一门心思向西方寻找昆仑山，反而忘记了本来的昆仑就是泰山，可谓南辕北辙。）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书影

汉代以后，地理学家对“昆仑”的定位开始彻底“放飞自我”。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佛教文献，如竺枝《扶南记》、康泰《扶南传》《外国事》《佛图调传》《释氏西域记》《法显传》。这些文献中出现了阿耨达山即昆仑山的说法，将传统文献中的昆仑山等同于印度文化的须弥山。

据此，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二·河水》明确提出“河出昆仑，昆仑即阿耨达山也。”这种对“昆仑”地理位置的大胆想象影响深远，现代学者苏雪林将“昆仑”推到两河流域，更有网友认为“昆仑”是亚美尼亚国徽上的神山——亚拉腊山。

唐代战略和外交中心的转移，导致了对河源和昆仑的定位为之一变。与吐蕃的战和，使唐代人对青藏高原地理的认识有了极大进步。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使者论讷罗到长安请和，唐朝派大理卿刘元鼎作为使节，前往逻些（今拉萨）会盟，往返均途经黄河源地区。刘元鼎一路凭吊战场故垒，观察山川形势，归长安后，撰写《使吐蕃经见纪略》，描述沿途山川风物，尤其对河源的地理状况做了细致的描述。刘元鼎将他途经的紫山，视为黄河所出，认为就是古书中所说的昆仑山。吐蕃人称紫山为闷摩黎山（巴颜喀拉山），这是历史上昆仑山首次被坐实于黄河源头。元代都实对河源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与刘元鼎的基本一致，因此将巴颜喀拉山视作昆仑山的说法就此确定下来。

“黄河源”石碑

清代西北史地研究虽然盛极一时，但对昆仑山位置的认识却产生了新的混乱。清人关于昆仑山位置的观点主要有新疆说、巴颜喀拉山说、冈底斯山说。

新疆说与汉代盛行的黄河伏流说一体两面，本就是对地理状况的误解，但由于汉武帝的命名已深入人心，因此万斯同等史学家力主这一观点。巴颜喀拉山说则基于康熙时期对河源的科学考察，延续了刘元鼎和都实对河源的正确认识。冈底斯山说是西藏喇嘛楚儿沁藏布喇木占巴提出的，康熙皇帝为迎合藏传佛教以加强对西藏统治肯定了这一说法，后来徐松《西域水道记》即采取此说。

由此可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了新疆昆仑和青海昆仑。新疆昆仑为汉武帝所命名，历史悠久，青海昆仑则符合“河出昆仑”之说，证据确凿，二者似乎难争高低。因此从清代开始，就有学者试图从地理学上将新疆昆仑与青海昆仑合二为一。

实际上，清人已经认识到从葱岭到青藏高原东端的山脉可以将新疆昆仑与青海昆仑相连。19世纪以后，现代地理学的山脉概念传入中国，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1839-1888）在对中国西部进行三次考察后，第一次在地图上画出了今日昆仑山脉的轮廓：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迤逦向东，形成横亘于新疆和西藏之间的弧形“山墙”，这道山墙延伸到柴达木盆地的西缘，然后分为两支，一支沿柴达木盆地北缘向东北延伸，形成阿尔金山脉和祁连山脉，一支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等山系，一直延续到四川西部的岷山，这一系列山系构成了中国境内最为漫长的山脉，都属于昆仑山脉的范围。

自此，现代意义上的昆仑山脉正式产生，这条山脉连接了历史悠久的新疆昆仑与合乎记载的青海昆仑，在广袤的中国西部大地上遥相呼应。

由新藏公路黑卡达坂望向西昆仑山脉维基百科

上面我们已经揭示了“昆仑”与河源的密切关系，中国人寻找河源的过程同样也是发现“昆仑”的过程。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昆仑则被人们视作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原点。“昆仑”从神话中走来，它是《山海经》古图中的世界中心，是诸神所居的“帝之下都”。但是，“昆仑”从《山海经》和神话里走来，在广袤的西部安家落户，绵延成长，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汉武帝对“昆仑”的命名，表明他对自己开疆拓土功业的肯定；乾隆帝让“昆仑”重回新疆，是为了清朝对新疆的主权寻求地理学的依据。

而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昆仑山脉像一条巨龙，纵贯蔓延于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之间，所经地区山川壮丽，民族众多，文化斑斓多彩，弘扬昆仑文化可以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质，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有鉴于此，昆仑山脉沿线的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学术机构开展了昆仑文化的调查、研究，为未来的昆仑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知识准备。

2024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传承发展昆仑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开题会，学界关于昆仑文化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河源刻石横空出世，被认为是秦始皇派出的采药方士所立，刻石中赫然出现“昆仑”的名字，由此在网络媒体上一时掀起千重浪，也就毫不意外了。

三、中国早期地理知识是怎么传承的

以上对于河源和昆仑的认知历史的简单回顾，旨在说明，由于文献记载提供了足够的反证，证明秦始皇时期尚不知道黄河源于青海，而新发现的昆仑刻石又缺乏充分的考古学信息支持，因此才惹来众多质疑。

除了刘宗迪提出的质疑点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出的一些质疑也值得注意，比如胡文辉认为，“采药”一词不见于先秦乃至两汉文献，且从铭文内容来看也不符合勒石记功文辞的体例。历史博主王宁认为，即使刻石为真，但也只能证明秦人相信昆仑在他们国家的西方，派人去寻找仙药，不然汉武帝用不着多此一举重新命名昆仑山。

但对《实证》和《昆仑山铭》支持的声音也不低，而为刻石可靠性辩护的学者，也从各个方面进行论证。比如刘钊认为，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从文本上看，铭文文字简洁、语法规范，五大夫之名“翳”也符合秦汉的起名习惯。刘钊还认为，刻石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若是现代人伪造，下边的字要躺着才能凿刻，这显然有悖常理。

昆仑刻石与秦汉文字形体比较表 刘钊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昆仑山铭》的公布略显仓促，《实证》中的释文也有争议，如“方士”与“方支”、“采药”与“采乐”、“廿六”与“卅六”“廿七”，“行”与“兆”、“一百五十里”与“二百五十里”等等。由于释文的争议直接影响对《昆仑山铭》可靠性的判断，因此相关争议有继续深入讨论的必要，复旦大学教授郭永秉就主张应该重新释文。

针对刘宗迪的几点质疑，有学者主要针对刘宗迪指出的皇帝号问题、季节问题方面进行反驳和辩解。但对于刘宗迪提出的最关键疑点，即河源认知问题，反倒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驳。在微博上，只有科幻作家宝树与刘宗迪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宝树似乎并没有预先认定刻石为真，而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从逻辑上对刘宗迪的说法进行质疑。

刘宗迪认为，如果秦始皇已经知道黄河真源在青海，秦代已将此处的山命名为昆仑山，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为何到了西汉反而不知道了，导致张骞、汉武帝、司马迁这些地理知识最丰富的西汉人，还错把塔里木河当黄河上游、错把于阗南山指为昆仑山？

针对上述质疑，宝树主张，秦始皇时代的知识在秦汉之交的变乱中遗失了，人死了，资料被烧了，自然就没人知道了。

对此，刘宗迪从地理学知识制度的角度回应宝树：

“知识除了书面，还会口传。黄河源、昆仑这种地理知识，在当时是知识界孜孜以求的。西汉初期，秦始皇的博士很多还活着呢。《尚书禹贡》中就有导河积石、西方昆仑的记载，秦博士伏生传《尚书》，《尚书》很早就纳入五经博士，如果昆仑、河源地理位置秦代已经确知，《尚书》学者会失传？司马迁会不知道？黄河源、昆仑这种地理知识，在当时是知识界孜孜以求的。

西汉初期，秦始皇的博士很多还活着呢。《尚书·禹贡》中就有导河积石、西方昆仑的记载，秦博士伏生传《尚书》，《尚书》很早就纳入五经博士，如果昆仑、河源地理位置秦代已经确知，《尚书》学者会失传？司马迁会不知道？”

宝树提出假设：采药者到了河源，但可能没有回来，即使回来了，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其河源知识没有被共享。

刘宗迪则回应称：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很多早期文献和知识随着礼崩乐坏而散失，中国的知识制度到了战国时期就发生根本改变，学在官府为诸子百家代替，稷下学宫等学术机构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学术变得公开化，秦汉沿袭齐国稷下学宫制度，建立博士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知识的传承和传播，像河源地理、昆仑地理这种涉及到《尚书》的知识是很难失传的。至于关于翳等发现河源但没有回来的假设，姑且假设有这种可能性，但按刻石文说法，他们是去采药，而不是探河源，这意味着在他们出发前就已经知晓河源，也就是说，秦朝中已经有了河源的地理知识。

对于秦代的河源地理认知问题，《史记·封禅书》中的一段记载更能佐证刘宗迪的观点：

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於是自肴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

这段记载表明，秦始皇为了改变先秦名山大川皆在东方的不平衡格局，特意增加了西方山川，其中包括当时被认为是江源的渎山（汶山）。《禹贡》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山即汶山。既然秦始皇将当时被认为江源的汶山列入国家祀典，那么如果秦始皇当时已经发现了河源昆仑所在，并且已经派人去昆仑采药，就算他还没有把昆仑纳入版图，以昆仑之神圣、以始皇之好大喜功，岂有不把昆仑山纳入国家祀典之理？

毫无疑问，宝树对刘宗迪的质疑是非常有价值的，这让我们对《实证》和《昆仑山铭》的讨论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即：中国早期地理学知识的传承制度是什么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宗迪认为昆仑地理和河源地理知识不可能失传。

学在官府、学术机构保证了知识的获取、保存和传承。中国古代地理知识制度既有不同学科知识制度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春秋时期之前，知识传承的制度是“学在官府”。章学诚对“学在官府”有十分精辟的描述：“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原道》）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西周封建制度的崩溃和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原来被贵族垄断的教育制度崩溃，这些掌握知识的“王官”下沉民间，原来“王官之学”的内容转化为私家之学，知识开始从贵族向平民流动，据《汉书·艺文志》所言，诸子十家都是特定种类“王官”进入民间后演变而来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代替学在官府，稷下学宫等学术机构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学术变得公开化。秦汉沿袭齐国稷下学宫制度建立博士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知识和传播。

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图为建筑基址平面图 北京日报

然而，地理学作为“王官之学”延续的时间远比其他学科要久得多。辛德勇认为地理学“王官之学”的属性从东汉时期才开始发生变化，直到西晋时期才得以根本改观。作为“王官之学”的地理学在《周礼》中有详细记载。《周礼》记载表明掌管地理知识的官员主要是职方氏（包括土训和诵训），其中土训掌管“地慝”，即自然地理知识；诵训掌管“方慝”，即人文地理知识。

在其他学科打破官府壁垒纷纷传入民间的同时，地理学作为“王官之学”的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晋时期。至少在秦汉时期，地理知识还被官方垄断，《尚书·禹贡》更是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我们找不到秦汉时期的私人地理著述。

《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收录符合后世史部地理类的著作，只有子部五行类的“形法”书，这类著作“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除《山海经》外，虽然也在讨论地理问题，但主要是和人居环境中的礼仪吉凶问题有关，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无涉。

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些“形法”类著作的唯一例外是《山海经》，《山海经》中的《大荒经》和《海经》原型应是藏于官府的地图，《山经》则是官府进行的国土资源调查资料汇编，它们在战国时期流入民间，为《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作者所见。因此在秦汉时期，地理学仍旧维持“王官之学”的地位，公之于众的地理文献仅有流传已久的《山海经》和地位神圣的《禹贡》。

贾耽《海内华夷图》

为什么在其他学科知识进入民间后，地理学知识依旧保持“学在官府”状态呢？这要从地理学在治国理政中的极端重要性入手。

回顾中西历史，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认为地理学“对社会生活和统治艺术有重要意义”，而17、18世纪创立近代地理学的欧洲学者则将地理学视作“了解历史和作为统治的一种实际辅助”（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

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正式提出了“政治地理学”这一概念。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地方的地理、人口与技术条件很可能决定人类早期国家能否兴起。一个国家的疆域大体是国家组织能力与地理、技术、军事竞争等因素决定，因此政治家需要掌握足够的地理知识去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并将对地理知识的垄断性解释内化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二者基础上就形成了与政治体系配套的地理学，我们可以称作官方地理学。

实际上，将地理学知识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认为，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

在地理学尚属“王官之学”的年代，《禹贡》作者规划了“九州”和“五服”两种政治地理格局，秦始皇确定对西方山川的祭祀以改变先秦名山大川皆在东方的不平衡格局，汉武帝依据《禹贡》对新开拓疆域山川进行命名，这些例子都证明地理知识在秦汉统一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禹贡》作为官方地理学的经典，地位十分重要，而昆仑地理与河源地理与《尚书》密切相关，相关知识一旦产生是很难失传的。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讲义》书影

秦灭六国和秦汉之际“王官地理学”的传承，在文献中有清晰的脉络。《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刺秦王携带督亢之地图，以表达燕国对秦国献土的诚意：

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

又《史记·萧相国世家》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相国世家》中提到的“图书”，山东大学教授江林昌认为夏商周秦汉时期的“图书”很多都是以山川神怪崇拜为内容的文献，这类文献的“图”表现山川形势，“书”则是对图中内容的说明。

由此可见，“图书”是当时地理文献的主要保存形态，在“王官地理学”的背景下被朝廷收藏。萧何所得秦“图书”以上使刘邦能详尽地知道天下山川的险关要塞、户口多少、人力物力强弱的地方，这表明这些“图书”就是官方的地理文献。

两条记载展示了秦灭六国和秦汉之际地理学知识清晰的传承脉络：秦灭六国应该将各国“图书”运回咸阳收藏，而汉代又能将这些“图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价值。这足以证明古代帝王对于地理知识的重视。我们据此可以确定，秦汉之际不存在地理知识传承中断的问题。

既然秦人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知识失传的可能性极小，那么如果后世没有对秦始皇派人去昆仑采药相关记载，就足以证明秦代并不存在相关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知识。

关于《实证》和《昆仑山铭》中所见秦代并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知识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我们还能找到更明显的证据：《史记》中没有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

众所周知，司马迁父子担任太史令，这是一个与国家祭祀关系密切的职务，《秦始皇本纪》中大篇幅叙述了秦始皇求仙问药的事迹，《封禅书》则记载了秦始皇至汉武帝时期方士参与国家祭祀的具体状况，而太史令正好是这些国家祭祀的参与者。因此，司马迁父子所掌握的和方士有关的资料不但十分详尽，而且是独有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极高。秦始皇求仙问药可能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知，但在司马迁父子这里却从来不是秘密。

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关于秦始皇求仙问药的传闻主要在东方（尤其是盛产方士的齐燕两地），如果真的有五大夫翳去河源采药，那么司马迁不可能漏记；如果五大夫翳从这次采药之旅带来了关于河源地理和昆仑地理的新知识，那么司马迁不可能在《大宛列传》中在河源问题上犯低级错误。如果《昆仑山铭》确实如《实证》所说那样，那么《史记》相关叙事体系将被颠覆。

四、走出《昆仑山铭》论争

人文社会科学从来就跟民族主义、政治立场、政党政治密不可分，学者不可能置身于历史之外，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服务国家政治、文化建设，本来也是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学术以求知、求真为根本使命，而政治和文化建设也只有建立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行稳致远。任何无中生有、蓄意迎合和媚俗的学术，或许能引起一时喧嚣，但最终必将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建设造成伤害。

在这个方面，日本人藤村新一的考古造假事件就殷鉴不远。1981年至2000年间，日本东北电力公司职员藤村新一受民族主义情绪驱动，认为日本亟需证明本土人类起源以抗衡外来说，于是通过伪造一百余处考古发现，将日本本土人类活动史从3万年前提前到70万年前。最终，藤村新一的骗局被现场抓拍被揭穿。在藤村造假的20年内，学界迷信权威、缺乏监督，甚至排挤质疑者，助长了这一骗局。藤村造假事件被曝光后，日本历史教科书被迫重写、地方依托假遗址发展的旅游业崩溃，学术界也因长期包庇质疑者而威信扫地。

考古专家藤村新一在工作中

考古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跟民族主义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姻缘。西方列强考古学家从东方、美洲和非洲盗掘、掠夺文物，陈列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中，炫耀是称霸世界的“文治武功”；落后国家的考古学家用考古证明本民族久远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为本民族的自立自强树立文化自信心。

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诞生于救亡图存的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程休戚与共：仰韶彩陶文化的发现证明了华夏新石器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城子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谰言，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更是让堙埋数千年的殷商文明重见天日，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每一重大发现，都与民族自强的步伐环环相扣。

正是因此，中国考古学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重视，公众也对考古发现表现出高度的热情，每有新的重要文物和遗址发现，都会在整个社会引发关注。近年来的海昏侯、三星堆、武王墩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就是很好的例子。

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2022年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出土） 作者提供

考古学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对于考古遗址和文物的鉴定越是需要严格地保持科学态度。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光芒万丈，我们有浩如烟海、传承有序的文献丹青，有山蕴海藏、颠扑不破的文物宝藏，中华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不需要那些虚妄的造作、轻狂的文化泡沫。学者为现实服务“致用”所提出的观点及其论证的前提是严谨的“求真”，只有在“求真”态度下做出的学术成果才能“致用”。

当下，昆仑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相关的研究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河源刻石这种与既有历史知识和文献记载严重冲突的地上文物，在没有得到科学断代和可靠性论证的地上文物，最好还是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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