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曾伟富】

近期，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之一、代工iPhone等产品的台湾企业和硕被曝出违规使用学生工人。苹果公司很快也对此事作出回应，暂时停止了与和硕的新业务合作。

据媒体报道，涉事的是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两家公司，它们违规使用学生工，要求学生工人在实习工作期间加班、上夜班。

电子行业的“血汗工厂”在舆论场上早已不是新鲜事了。围绕着当下进厂实习的境况，也有不少网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笔者关注的则是这条新闻所引发的另一个讨论：

随着近年来供应链的重组，尤其是在进军东南亚之后，苹果还需要中国制造吗？

确实，苹果公司的多个供应商早已经把代工厂布局在了东南亚各国。不过，他们的单位产出依然远低于中国大陆的工厂。在同样的设备技术下，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最高的。

更关键的是，如果说违规用工行为是标榜人权的美国企业无法触碰的红线，那么东南亚的情况恐怕会让他们很头疼……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产业劳工上的问题，可比中国复杂得多。

苹果公司网站上的供应商行为准则

外劳的隐患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以及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东南亚各国之间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是对刚刚成型的东盟一体化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海外劳工群体不时会对迁入、迁出国的双边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大规模劳工流动是导致国家国民经济收入减缓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国家的海外劳工政策通常无法做到兼顾全局和长远考虑，在处理海外劳工问题时主要考虑本国利益，很难同时顾及迁出国的需求，这就容易引起迁出国不满。有的国家还会把非法劳工问题挂钩人权，以此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外交纠纷。

以泰国、马来西亚为例，其国内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多前往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其他非熟练技能劳动力多集中在工作相对轻松简单的服务行业。工作量大的制造业中多数是外劳，其中也不乏非法外劳。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泰国400万外劳中有270万是非法外劳，马来西亚300万外劳中也有近100万是非法劳工。

2018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就曾经发表文章，谈到马来西亚的外劳：马来西亚将自己称作“外国公司的天堂”，现今有超过5000家企业入户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电子公司在马来西亚的业务经营已经达到数十亿美元。

马来西亚寄希望把电子产业发展成支柱制造产业，致力于打造从半导体到电视再到电脑键盘的各种电子产品，这些占据了其36%的出口，也支撑起了其国内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

马来西亚这套经济发展模式成功的核心便是依靠外来劳工，然而马来西亚的外劳却面临着糟糕的处境，他们需要支付高昂的招聘费用，还要面对护照被没收、没有行动自由、生活环境恶劣等一系列问题。

供应链生成的体系内，在供应链顶端的企业会因为有政府的监督和过往良好的记录，在保护外劳的权益上有较强的执行力度。然而在供应链的下端工厂则规模不一，雇主往往是招聘方。在东南亚多数国家，工人保护措施既薄弱又执行不力，所以外劳自然而然地成为被侵犯人权和滥用劳力的对象。

如果苹果公司希望按照在中国执行的人权标准，去管理代工厂及其供应产生的劳工，可谓难于上青天。

资料图

低工资并不是低成本，关键在工作效率

电子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中高端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伴随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劳动力工资成本显著提升。但是这一阶段，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也提升了。

从受教育年份来看，2018年，中国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份为7.8年，而20-24岁之间的平均受教育年份已经增长到11.14年，这个数据已经只低于新加坡和文莱，而高于马来西亚（10.5年）、菲律宾（9.6年）、泰国（8.3年）、印尼（7.9年）这四个主要制造业国家。

就熟练技能和英语普及程度来看，东南亚主要制造业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受益于职业技能教育的完善，英语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在熟练技能工人获取程度方面高于中国，泰国、越南等国则远低于中国。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加之中国人口基数规模倍数以东南亚，所以总体上中国熟练技术工人的获取容易度高于东南亚国家，这能为各大电子业产商源源不断地提供稳定的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

吃苦耐劳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根据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中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为45小时，东南亚主要制造业国家中只有缅甸、柬埔寨以每周47个小时高于中国，其他国家均低于中国的劳动时间，其中东南亚第一大劳动力国家印度尼西亚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9个小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低工资并不是低成本，制造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生产效率，在对比中国工人与东南亚工人在受教育程度，获得熟练技能工人难度和工作时长后，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依然对苹果这类电子制造业富有吸引力。

工会成了拦路虎

更关键的一点是，东南亚的低工资只是“表面现象”。要知道，东南亚多数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工会的独立性，允许工人通过罢工的方式同资方议价，随着东南亚一些国家改革和政治自由化的推动，工人对于工资上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以泰国为例，泰国工会与政府协商，通过了最低保障工资即每月最低9000泰铢（2000人民币）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加上各种劳保费、加班费以及需要支付的各项政府强制性的保险费等费用，使之支付成本已经接近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工人工资，加上泰国每年有着各类节假日，导致在同样的成本下，生产效率只有中国的80%左右。

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工会组织也成为工人怠工乃至罢工的保护伞，并且在未能满足工人涨薪要求后，直接煽动工人对企业进行正常生产干扰，最终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

在越南工会的运作下，越南政府通过的《劳动法》规定，外资企业每年要以30%的幅度涨工资；在印度尼西亚工会的带领下，印度尼西亚工人发起了全国全行业大罢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资50%；柬埔寨最大的反对党救国党领导人桑兰西发起“天天示威”活动，与反对党联系密切的5家工会组织也发起全国工人罢工活动，要求将工人工资从现在的大约100美元大幅提高到每月160美元。罢工在金边郊区的工业园还逐渐演化成暴力冲突……

东南亚国家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事件时，多数情况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原则，不断与工会妥协，最终满足工人要求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当地的企业，这对制造业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

对比之下，中国的工会在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外，更多时候是协调企业与工人的关系，发动和组织工人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组织工人参加企业事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高工人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等等。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工会组织是企业发展的润滑剂，而东南亚国家的工会组织则时常扮演企业发展拦路虎的角色。

结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工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提高，很多制造商开始转向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东南亚国家，但这种转移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在中高端制造业中，各大厂商的转移步伐则比较谨慎。这里面有着各种利益权衡，而上文提及的劳工问题更是横亘其中的关键因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苹果公司在此次事件上的表现，说明以苹果为代表的西方企业在制定供应链和代工厂劳工管理制度时，带有棱角效应——往往自身的问题无法得到改善，而需要通过他者的映射来获得满足。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分工合作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当中。尤其在当下RCEP正式签订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等国在生产合作上也将迈上新的台阶。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电子制造业上，更多是合作共赢而不只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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