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香港发生“旺角暴乱”后，中央就将这场“本土主义”运动定性为“分离主义”，而随着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旺角暴动”主要发动者）发言人梁天琦受邀于4月底前往印度达兰萨拉演讲，香港的“本土主义”正式加入国际“反共、反华”的队伍。

香港这波以“本土民主前线”为代表的新世代本土派靠组织街头暴动出名，并吊诡地在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取得不俗成绩，大摇大摆进入公众视野，而众论者在讨论这种“本土主义”时，只着重讨论其政治影响力，很少追问其形成和兴起的原因。荒谬的是，梁天琦此次在印度演讲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以“殖民”形容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并声称主张“独立建国”是香港加入世界范围内的“解殖运动”，此谬论一出，众论者竟一时间无法对香港“本土主义”的此番进化做出反应。

梁天琦的这次演讲之所以非常重要，在于“本土”的论述发展至今，已经走到黔驴技穷的地步，以“独立建国”而不是“本土主义”为实际政治诉求的本土派不得不寻找新的论述框架，以便继续动员群众。“本土”作为讨论香港时政的视野，其适用范围和动员能力是有极限的。

从梁天琦的言谈中不难看出，所谓反抗“中共”对香港的“殖民”，似乎为本土派提供了新的论述空间，这也是本土派在9月份立法会选举文宣的主要方向。尽管如此，“本土”威力尚在，“本土派”还想要继续攫取“本土概念”，持续获取商业价值。我们可以分别从“本土”的商业价值在文化战场的影响力和“反抗中共殖民”在意识形态战场的影响力这两个层面入手，了解香港“本土主义”的最新情况。

梁天琦

借低劣舞台剧 散播“白色恐怖”

香港本地剧团“醉岸居制作”出品的实验舞台剧《案件编号：D7689》之前在香港牛池湾文娱中心公映，剧本讲述10年后的香港，届时已变成“中国香港市”，作恶多端的女市长贾昭贤（广东话“假超然”的谐音）被一班抗争者试图审判，建立公平民主新制度。

“D7689”最初是马拉松选手的编号，后被网民利用D7的粗口谐音，影射取得选举委员会689票当选的行政长官梁振英，今天则成为实验剧团“醉岸居制作”的剧名。和电影《十年》雷同，《案件编号：D7689》“取材荒谬的现实”，用抗争者包围遮打道、神秘“七警”被暗杀等，令观众联想到高铁追加拨款绕过财委会直上立法会、“普教中问题”、“雨伞革命”和期间爆出的“暗角七警”事件。该剧的演员们也大多参与过香港的社会运动，按照演出者自己说的，他们皆参照现实中的政客和社运领袖来诠释角色：“高度写实，就是为了让观众觉醒。”

这样一出极度政治化的舞台剧，也是深谙政治宣传的套路，主创人员熟练地利用《苹果日报》、《明报》和网媒，将自己打造成遭受政治打压的“受害者”，增加舞台剧的话题性，千方百计进入公众视野。4月22日公映期间，该剧导演兼编剧冯振宇（Oscar）向媒体投诉，称向地政处申请在港岛路旁悬挂标有“D7689”的宣传横额，但地政处拒批，并以“白色恐怖”将此形容为政府的政治审查。

实际上，该剧早在今年3月已向地政处提出在全港18区悬挂横幅宣传的申请，那为何导演选择在公映期间公开表示对地政处的不满？除了吸引公众眼球之外，也达到先声夺人，在现实层面继续攻击孱弱的特区政府的效果。然而，特区政府的工作部门也确实漏洞百出，先是地政处职员指剧团不是非牟利注册团体而拒绝其申请，但另一方面康文署却因应剧团是非牟利而提供场租减免。

不过，回到这出舞台剧的动机，作为一部标榜“取材荒谬的现实”，带有明显“政治立场”，并且严重影射特区政府最高负责人的舞台剧，主创人员称自己受到“政治打压”实在有点逻辑混乱。相反，该剧对香港十年后那些不负责任的想象和预言，不正正在向全体香港人散播“恐惧”？就像他们的宣传语：“杀死一个人，叫罪犯；杀死一座城，叫政治”。谁杀死了香港？谁来清算散播恐惧者正实施的“白色恐怖”？

《案件编号：D7689》海报

“和台湾一样”

但很不幸地，暂时还没看到能与这类不断散播恐惧的文化现象相抗衡或对话的力量出现。这里的抗衡是说，即便心怀不满，也绝少人能解释为什么香港会出现《十年》、《案件编号：D7689》、《乱世备忘》等一系列文化产品，可如果不能解释出现这类文化现象的原因，也就意味着我们便找不到批评或评论的焦点。即便我们用“分离主义”、“港独”等方便操作的语境对这类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但也始终不痛不痒，说不到位。

这种尴尬的场面，并非香港独有。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台湾“独派”导演魏德圣备受争议的几部影片，像《海角七号》、《KANO》、《赛德克巴莱》，都被不少文化评论认为是“媚日”或“美化殖民”。而魏德圣2014年接受访问时，称打算投资3亿拍“台湾三部曲”，讲述台湾被荷兰占领时期的故事，似乎还没有下文。尽管不少台湾学者对魏德圣影片刻意强化与殖民者的“牵绊”不能苟同。但这种不认同，依然无助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电影？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类文化现象？应该在哪种视野之下讨论港台两地的文化现象的异同？

之所以提起几年前台湾出现的这类姑且称作“独派”的电影，源自台湾的朋友得知香港电影《十年》获得金像奖最佳影片时，除了说一句“和台湾一样”，就没有了下文。当他们通过媒体看到香港今年大年初一发生“旺角暴乱”，得知是“本土派”人士所为，也是一句“和台湾一样，香港怎么也扯本土了？”然后便没有下文了。

港台两地的路真的会越走越相似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港台两地的历史，特别是同作为中国割让给别国的殖民地，两地的殖民历史的异同何在？这种讨论是帮助我们认清两地社会“回归”/“光复”后却离中国越来越远的关键，这个问题非本文的篇幅能讨论清楚。笔者姑且提出倡议，邀请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将这两段历史研究透彻。

说回本文，实际上，与台湾“独派”电影的“恋殖”不同，香港的近期电影《十年》、舞台剧《D7689》、纪录片《乱世备忘》等，差不多与殖民史无关。在这类作品中，都出现一些来自10年后/未来的香港人，他们用充满恐惧的眼神告诉现在的香港人，如果你们不反抗“中共”和“港共”政权的统治，你们和你们的下一代，将会在恐惧和打压中度过余生，这种讲故事的手法，和以往评论说的“恋殖”是非常不同的。

台港学术界乱缠 “各怀鬼胎”

而在意识形态和论述层面，梁天琦接受亚洲自由电台采访时称，“我们觉得现在中共是殖民统治，而你被殖民者统治的时候，要进行解殖的斗争，因此是无法认同殖民者赋予的身份认同的……97前后，政制上、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殖民政策比97前更加严重。”本土派转向“解殖”求助，将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曲解为“中共殖民香港”，借此寻求转型，相信有关主张将在在9月份立法会选举期间广泛宣传，届时再配合电影、舞台剧等文化产品的宣传，这种认同“中共殖民香港”的“本土崇拜”可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有关方面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动向和阴谋。

值得留意的是，尽管本土派的抗争手法毫无底线，论述也存在严重漏洞，但若本港学者水准欠奉，大有可能邀请台湾学者帮忙，毕竟两地那些政治团体、社运人士间的交流已经非常频密，相信学术界也是充满“合作”的可能，只是这种合作也许“各怀鬼胎”，各取所需，对外给人本土论述蓬勃发展的错觉。

提出港台新世代“天然独”的台湾学者林泉忠，5月3日在香港《明报》以《“香港共同体”的形塑》为名发表文章。林氏力挽狂澜，称要回到“历史现场”，并提出“香港共同体”的概念，意图为“本土主义”（林氏认为占中为香港年轻世代带来“新本土主义”世代，但笔者认为毫无新意，还是沿用“本土主义”）寻找历史合法性。

讨论此文前，有必要回顾林氏去年底的两篇文章，同样在香港《明报》登出。他在第一篇《何谓“天然独”？台港新一代“去中国”思维的特征（上）——台湾的语境》中，列出台湾的“天然独”的三大特徵：1、“天然独”强调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天性，不背负过去“台独”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历史“悲情”；2、“天然独”的假想敌转化为“掘起”的中国+向北京靠拢的国民党，因此“天然独”得以重建新的政治攻守态势，裂解现阶段的假想敌；3、“天然独”自在且自信，不再回应北京有关“数典忘祖”、“十恶不赦”、“绝对没有好下场”等对“台独”的指控。

其后，林氏在第二篇《何谓“天然独”？台港新一代“去中国”思维的特征（下）——香港的语境》中，给出港版“天然独”的定义：根据过去长久以来香港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的历史经验，在面对九七回归后，尤其是近年来香港日益明显的“大陆化”趋势，而产生拒绝“权力至上”的北京强势干预香港的社会心理，基于中共与“中国”重叠的现实，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国”的意识。

实际上，林氏对台湾“天然独”的描述是很“去历史化”的，所以要十分警惕，从“天然独”强调自己的自然属性和拒绝承担“台独”的名声看出，“天然独”具备非常强烈的政治属性，不讳言是为政治服务的，否则“太阳花运动”催生出的“时代力量”不会将“天然独”作为“创党基因”。其次，创造“天然独”可以回应中国以往对“台独”的指控，即“台独”无法回答的有关国家统一的问题，被“天然独”轻而易举地否定了——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国家，何来统独问题？最后，“天然独”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一旦摆脱了历史包袱，立刻超越有关省籍的所有争论，那些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只要认同“台湾价值”，皆可成为台湾人。

在香港语境下，林氏个人的倾向袒露无疑，明明在台湾语境下他还持“去历史化”的视角，一来到香港，却突然讨论起“香港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别，林氏似乎在努力证明“香港非中国”，而不是处理“天然独”的问题，因为香港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政治上，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何来统独问题？这种努力，在最新一篇《“香港共同体”的形塑》一篇就更加明显了，林氏开宗明义地为“本土主义”和由此产生的“香港共同体”寻找历史脉络，还用所谓“6阶段”剖析“香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图借“台独”史观 建构“香港共同体”

毫无疑问，笔者认为“香港共同体”是林氏等学者刻意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且不说林氏的划分基本以经济为主，即使如此，颇具影响的“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皆不在其中，对香港经济民生产生毁灭性影响的2003年非典也缺席。进一步看，他的划分实际上忽略了香港的主体性，和香港社会从殖民地社会过渡至中国特区的历史过程，他笔下的香港历史不仅断裂，而且不完整。

讽刺的是，这种做法反而凸显了他的台湾主体性，他企图将“台独”史观发明的民主路线套用在香港反对阵营（包括传统反对阵营和以本土派为代表的阵营）宣扬的香港民主进程中，这种做法非常可疑。《明报》不假思索地刊登这种文章，是自我边缘化兼不负责任，这和它们报纸专栏“开天窗”，用来抗议一间公司人事变动背后的逻辑一样，太急于为事件定性而不是了解事情始末，这实非香港之福。

文章似乎越说越远，但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源自见证香港文化界/文化市场沦陷后的感伤，连曾经写出《胭脂扣》、《霸王别姬》等精彩作品的香港作家李碧华竟也媚俗地加入“口诛笔伐梁振英”的队伍，推荐《案件编号：D7689》这类作品。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战场，已经连翻被荒谬、低劣的作品打败，问题出在哪里？光是责备观众和年轻人似乎也无效，那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丧失了“真理”的定义权？而当本土派将“独立”运动诉诸于“反抗中共殖民”时，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该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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