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

张同道：

我身在大学30年，研究纪录片、教纪录片，也拍纪录片。我经常跟朋友们说，要是我拍不好大家多原谅，我是业余的，我主要是教书。但是业余能拍这些片子，主要靠业界朋友的帮忙，他们给了我很多机会。在具体的创作中，徐欢（《故宫》《当罗浮宫遇见紫禁城》《如果国宝会说话》）也好、张旭（《我的温暖人间》）也好、朱乐贤（《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也好，我们都有过一些很具体的讨论，包括今天没到场的陈晓卿导演，他也在创作中给过我们很多很具体的支持。

这些年跟国外的朋友交往也很多，我们和国际团队，尤其是欧洲团队、美国团队都陆续有合作项目，这也促使我不断思考“我们能做什么”？比如说，徐欢做的我就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因为我不在他的位置上，没有他的这些积累。我只能做我的东西，要是硬给我一个任务，可能拍的东西就完全没有它的独特性。

这十几年来，中国纪录片有了一个质的发展。如果大家熟悉中国纪录片的话，会知道从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低潮。在9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其实是进入一个极度困惑的时期，大家都在问：纪录片该怎么办？

让纪录片开始重新聚集力量的，是2003年徐欢和周兵拍了一部我们当时谁都不理解的《故宫》，我甚至当面都说过拍这个玩意干嘛，一个老房子在那里放了那么多年，又破又旧，有啥意思呢？谁会看你这样的片子呢？

事实证明我们当时太短见了，正是这个片子打开了一个新的类型。他们当时花的钱也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最后传达出的效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纪录片可以在历史的表达上走这么远，远远突破我们对纪录片的认知。

大片意识的崛起，让纪录片获得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就是把一个题材拍到极致。故宫前面已经被拍过无数次了，其中有一个是18集的片子，但是它还停留在一个电视叙事的方式上，直到纪录片《故宫》的出现，刷新了我们对纪录片的认知。后来还有《圆明园》《复活的军团》，这种大片意识对于现在纪录片的影响特别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在2012年以后，中国纪录片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今天必须说，《舌尖上的中国》命名了一个纪录片的新时代。我记得《舌尖上的中国》看片会上我说过这个话，当时很多人质疑我，认为是不是你跟剧组关系好，故意说漂亮话。

其实熟悉的朋友知道，我从来不故意说漂亮话。之所以这么评价《舌尖上的中国》，是因为我看到了纪录片里一个崭新的东西，什么东西？叙事的速度感。《舌尖上的中国》对一个问题精细的表达程度，远远超越了我们过去的纪录片。

从大片意识到叙事的速度感，到精致细节的美学把握，这是一次全面提升。《舌尖上的中国》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拍纪录片了，我们的表达方式必须要变了。

今天美食节目无处不在，但成功的有限，真正走出《舌尖上的中国》的还不多，无非是夜晚的《舌尖》、早餐的《舌尖》、火锅的《舌尖》。所以我们平时使用“现象级”这个词时要慎重，在我看来，中国纪录片的现象级到现在也只有几部，并不是说每部片子都可以真正的实现“现象级”。

《舌尖上的中国》之后，美食类纪录片喷薄而出，但很快同质化

但今天我们的纪录片又走进了一个新的瓶颈，问题在哪里呢？投资比过去大多了，技术也越来越华丽，但是创意力并不充分。我们每年年产8万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过去一年中看过的，有没有800个小时？我认为没有，也就是说，大量的生产是在一个平面的循环上，真正能够触动我们的、让我们留下深刻精神记忆和美学体验的，是有限的。

当然这里面可以说说李东珅（北京伯璟董事长、芒果伯璟负责人）的《中国》，我的态度还是很明确，我不见得同意他全部的做法，但是我认为他带来了一个新的震撼，讲了一个过去不能讲的事，这一点也是我在各种场合支持他的原因。但我还是要当着李东珅的面说，我并不同意你的全部做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总是需要有新的东西打破这个框，否则我们老在原地踏步。包括秦博他们做的《人间世》，他可能以为我是客套，其实我认真地研究他的《人间世》，可以看出做新闻的人给纪录片带来了新改变。

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纪录片必须作出新改变，这个改变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找过去没有讲过的故事，但这个太难了，还有多少故事没被讲过呢？如果找不到，就是我说的第二点，我们需要重新去讲一个故事。重新讲故事包括两个含义：

（1）对一个老故事进行全新维度的挖掘。比如去年我看了一个片子，《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这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泰坦尼克号上还有六个中国人，其中有人逃生活下来了，这就是一个发现。《泰坦尼克号》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这个片子在主题上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2）在思想创意上，我觉得这些年纪录片突出的问题是思想乏力，即便是在技术上多么辉煌，但是思想上留下震撼的东西很少。

即便我们在思想震撼上做不到，还可以再往下一层，在美学上要给观众一个新的体验。新媒体、新技术、新叙事，我想是当代纪录片人面临的极其严峻的课题。在这点上，我觉得年轻的纪录片工作者有更多的优势。我年龄不算太小了，但我今天丝毫没感到这是优势，而是巨大的压力。对我们团队来讲，现在我让更多的年轻人作为创作的主力，希望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包括互联网意识，在这一点上我很羡慕徐欢，那么大的国宝他能拍成5分钟一个，拍的那么轻灵，这不是一个影片的问题，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甚至很急迫，我也在等待答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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