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屹峰】

当地时间8月30日，塔利班宣布阿富汗完全独立，美国已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行动。塔利班再一次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这是所有人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如何认识阿富汗塔利班，在“热解读”之后，更需要“冷思考”。

美国国防部：美国已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行动。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国内外关于阿富汗塔利班的叙事，逐渐摆脱西方话语塑造出来的单一形象，开始变得多元、立体，部分还原了阿富汗塔利班的真实情况。不可否认，塔利班作为阿富汗国内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本身仍然存在一系列与生俱来的缺陷，有些甚至是它难以自我克服的弱点和短板。

同时，将阿富汗塔利班放在一个长时段内加以考察，深入梳理总结过去二十年阿富汗塔利班“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策略，有利于准确把握当前阿富汗塔利班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助于客观研判塔利班以及阿富汗局势的发展走向。

策略一：以驱逐外国军队为旗帜，整合阿富汗国家认同

2001年10月7日，以美英为首的国际联军发动代号为“持久自由”的阿富汗战争，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同年11月13日，阿富汗北方联盟攻占喀布尔，塔利班政权垮台；12月7日，塔利班放弃其传统大本营——坎大哈，全面退守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部落地区。

在丧失全国政权后的二十年里，阿富汗塔利班并没有分崩离析，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求生存、谋发展。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塔利班的这一选择是无奈之举。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塔利班始终高举驱逐外国军队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这一选择是具有深谋远虑的策略。这不仅是阿富汗塔利班作为军事和政治力量最基本的求生之道，更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路径。

塔利班特种部队宣传照与美军硫磺岛战役中的经典照片十分相似，被指对美国的“终极羞辱”。图自推特

阿富汗民族众多，形成了部落长老式自治的政治传统，在国家认同上缺乏足够的政治共识。普什图族是阿富汗国内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2%。塔利班的成员主要来自普什图族，在普什图语中，“阿富汗”的意思就是“普什图人的地方”。所以，阿富汗塔利班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对阿富汗国家的本位观念根深蒂固。

长期以来，阿富汗一直是帝国远征的通道和大国博弈的战场，这是阿富汗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在反对外国干涉和抵抗外来侵略的问题上，阿富汗人具有难得的基本共识。因此，在政治和宗教上，将外来力量塑造成阿富汗各族人民的对立面，成为阿富汗塔利班整合阿富汗国家认同、实现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阿富汗塔利班始终将驱逐外国军队作为其首要目标，长期拒绝承认西方扶植的阿富汗政府，将其视为外国势力扶植的傀儡。而且，阿富汗塔利班在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中，在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问题上毫不退让。

今年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二十周年，也是阿富汗战争二十年周年。本来，美国拜登政府早就作了精心筹划，准备对阿富汗战争的成败得失作出一份历史性总结，企图将结束阿富汗战争作为其标志性政绩。但是，阿富汗塔利班坚决不当美国实现体面撤军的“托”，根本不给拜登政府秀政绩的机会，美国无奈上演了被称为“喀布尔时刻”的“独角戏”。

2021年8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参加记者会强调从阿富汗撤军不后悔。图自AP

2021年8月23日，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勒·沙欣明确表示，塔利班不会同意延长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离的最后期限。他专门强调，“这是一条红线。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8月31日撤出所有军队。如果延长撤离时间，就意味着延长占领期限，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如果他们打算继续占领，就会招致反击。”

2021年8月19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喀布尔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1919年8月19日，英国与阿富汗正式签订第三次英阿战争的停战协定，阿富汗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特权控制，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此后，8月19日一直是阿富汗的国家独立日。

阿塔精心选择在阿富汗国家独立102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对外宣示的政治意义耐人寻味。

阿富汗塔利班这一颇具仪式感的行动向外界传递出深刻的政治内涵，不仅仅是向国际社会宣示阿富汗塔利班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意志，也是针对阿富汗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一种政治动员，更是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寻求可持续的合法性源泉。

同样，阿富汗塔利班针对“伊斯兰国”的武装抵抗和反击，也不仅仅是双方在宗教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更反映了塔利班坚持自己作为阿富汗本土政治军事组织的主体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阿富汗塔利班不包庇恐怖组织的决心。

2015年1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在阿富汗建立分支“呼罗珊行省”，“伊斯兰国”势力在阿富汗迅速渗透扩张。塔利班成为阿富汗抵抗“伊斯兰国”的重要武装力量。从2016年至2017年，阿富汗塔利班致力于重点打击在楠格哈尔省、库尔纳省、查布尔省、哈尔曼德省和法拉省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斯兰国”占据的地盘。2018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对“伊斯兰国”发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达扎布之战。2018年8月，塔利班宣布彻底消灭“伊斯兰国”分支。

将外来力量这一“他者”作为共同敌人，成为阿富汗塔利班提升阿富汗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效手段。阿塔认为阿富汗战争首先是对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其次才是阿富汗内战。前阿富汗政府则极力否认内战，实际上是要否认阿塔作为阿富汗国内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地位。

2021年5月以来，阿富汗塔利班在北方联盟的地盘上顺利地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阿富汗政府军纷纷不战而降。

如今的阿富汗塔利班，已经不是纯粹的普什图族武装，而是以普什图族为主体，包括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等在内的多民族军事和政治力量，这将对阿富汗国内实现包容性政治和解产生深远影响。

策略二：以重建国内和平为目标，建立松散的联合战线

在过去的二十年，如何对待阿富汗国内的地方势力，尤其是怎样与阿富汗武装割据的地方军阀打交道，成为考验阿塔政治智慧的另一个难题。

1989年2月15日，苏联从阿富汗全面撤军，阿富汗境内的反苏武装力量变身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1992年4月，阿富汗爆发内战，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1994年6月，以伊斯兰宗教学校学生为主力的武装组织——塔利班，高举“铲除军阀”“实现和平”“反对腐败”等旗帜，迅速从阿富汗南部兴起。可见，阿富汗塔利班与地方军阀的关系，在一开始就处于针锋相对的状况。

阿富汗的军阀是阿富汗传统地方势力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阿富汗主要的地方军阀包括乌兹别克族的拉希德·杜斯塔姆，塔吉克族的穆罕默德·卡西姆·法希姆，哈扎拉族的穆罕默德·卡里姆·哈利利和穆罕默德·莫哈奇克等。阿富汗塔利班与以“北方联盟”为代表的地方军阀之间爆发激烈的军事斗争，虽然没有完全消灭阿富汗的军阀，但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力。

2001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阿富汗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趁机对塔利班展开全面的反攻倒算。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后，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部落地区。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与地方传统势力的关系，就成为影响阿富汗塔利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阿富汗“弱中央、强地方”的政治格局突出。2004年，美国主导推动制定阿富汗宪法，建立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西方民主选举的总统制，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同时，卡尔扎伊政府在政治上对阿富汗国内的地方军阀都委以重任，以换取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结果，阿富汗中央政府对地方只是名义上的管辖。阿富汗地方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地方军阀及其政治代理人手中。

阿富汗加尼政府上台后，在对待地方势力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打击以军阀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导致阿富汗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关系骤然紧张。而且，阿富汗政府军是在各地方军阀武装基础上组建而成，导致阿富汗政府军内部派系林立，阿富汗政府对军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虽然美国对阿富汗国民军进行了大量的培训，提供了精良的武器装备。但是，阿富汗政府军的战斗力低下，尤其是战斗意志软弱。

因此，虽然阿富汗塔利班与地方军阀存在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但双方达成了一种基本的默契，尊重各自的实际控制区和势力范围，互不干扰，相安无事。阿富汗塔利班积极利用阿富汗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在军事上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降低。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阿富汗地方军阀在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利益重心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地方军阀控制区的边远农村地区，日常管理实际上仍由部族和部落的长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军阀对其势力范围内边远农村的控制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下降。阿富汗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权力缝隙和灰色地带，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而且，阿富汗塔利班在其控制的边远农村地区，实行伊斯兰教教法和普什图族部落习惯法的管理模式，这基本符合阿富汗部落长老自治传统的政策取向。阿富汗塔利班与边远地区部落长老集团形成了分工合作、利益均沾的关系。阿富汗塔利班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同时，阿富汗塔利班还利用“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渗透，推动与阿富汗地方势力的合作。“伊斯兰国”作为外来力量，对阿富汗本土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地方传统势力造成严重冲击，阿富汗塔利班在抵抗和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收复“伊斯兰国”的控制区，还与地方势力实现一定的安全合作，从而进一步扩大阿富汗塔利班的影响力。

在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背景下，阿富汗塔利班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保持军事攻势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提出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口号。阿富汗国内局势出现的颇具戏剧性的现象：塔利班围而不攻，政府军不战而降。

阿富汗战争的真正受害者是阿富汗人民。对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能够活下去，然后才是活得好。阿富汗国内民心思安，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意。

不管阿富汗国内各派如何博弈，都必须正视阿富汗人民对实现和平的强烈愿望，在推动实现阿富汗国内和解问题上应该具有政治远见、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

策略三：以伊斯兰教法传统为基础，实现控制区的社会治理

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建立政权。1997年10月，正式将国名定位“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在阿富汗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

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在全国推行极端严苛的宗教和社会文化政策、侵犯妇女就业和教育权利，侵害少数民族权利，造成人道主义灾难。阿富汗国内外对塔利班的恐惧和担忧，也主要于此。

2001年12月后，在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打击下，阿富汗塔利班退守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地区。高原山地占阿富汗国土面积的五分之四。阿富汗广大的偏远农村地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阿富汗传统部落文化，形成特殊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成为阿富汗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集体行动的基础。

阿富汗的部落文化与伊斯兰教体制之间相互依存。在阿富汗农村地区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社会组织体系中，伊斯兰教成为将分散的部落联系凝聚在一起的重要手段。历史上，阿富汗的部落都是在圣战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抗国家和外来侵略，阿富汗的伊斯兰运动在农村扎根并得到地方部落势力和宗教人士的支持。

伊斯兰信仰是阿富汗的底色。对于阿富汗国内的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和种族的人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整合和维系阿富汗人民的共同纽带和历史传统，成为阿富汗国内各派的最大公约数。

在过去二十年里，阿富汗塔利班在实际控制区内始终坚持伊斯兰教法的治理框架，建立以沙利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司法体系，通过设立宗教法庭，推行伊斯兰教体制的管理模式。同时，阿塔也允许普什图瓦利，即普什图族习惯法的存在，以扩大阿富汗塔利班发展的社会基础。

阿富汗塔利班成立的“影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阿富汗基层治理的缺失，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秩序。

2021年8月19日，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个国名与1996年10月塔利班所建政权的名称完全一致，反映出阿富汗塔利班在伊斯兰教法体制上的连续性。可见，虽然阿富汗塔利班身处边远农村，行走于高山峡谷之中，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却始终没有放弃重新夺取政权和重建伊斯兰教法体制的目标。

2021年6月20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治事务领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发表声明称，强调“真正的伊斯兰体系”是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最佳方式，新的政策必须“符合伊斯兰教的规则和阿富汗社会的传统”，塔利班将致力于“包容阿富汗公民的所有权利”。

2021年8月17日，阿富汗塔利班领导层高级成员瓦西杜拉·哈希米（Waheedullah Hashimi）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新政府不会采取在阿富汗没有任何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政教合一的政府。与1996年至2001年执政时期类似，当时塔利班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由委员会出面管理国家。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Haibatullah Akhundazda）作为宗教领袖，建立一个执政委员会（Ruling Council）负责治理国家的具体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相当于总统，执政委员会任命各个内阁部长。

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图片来源：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显而易见，阿富汗塔利班不会放弃伊斯兰教。从一定意义上看，对阿富汗塔利班来说，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究其根源，与其说是阿富汗塔利班始终没有放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体制的目标，不如说是阿富汗塔利班离不开伊斯兰教这一安身立命之本。到底是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路线，还是温和的伊斯兰世俗主义路线？阿富汗塔利班的选择，不仅对阿富汗人民至关重要，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也休戚相关。

在阿富汗塔利班问题上，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加以认识。避免成王败寇的错误倾向，克服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偏见。

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它的过去、以辨证的眼光看待它的现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的将来。切忌以意识形态划线进行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否则就会陷入“文明冲突论”和“种族优越论”的泥淖。

今天的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处在完全不同的地位上，简单照搬过去二十年的政策路线，既不明智也不现实。但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根源，肯定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在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行动上，进而影响阿富汗转型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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