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地方债困境引发关注，甚至有省份公开发声表示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偿还债务。与此同时，学界也围绕地方债到底能不能救、由谁来救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进而延伸到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解读和对土地财政的认识等争议。

与土地财政紧密相关的就是房地产。2022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大幅下滑，各地房地产政策从原来的限购限售快速转向鼓励买房，未来房地产的走势如何？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正是这次地方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他曾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并且曾担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既是城市扩张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当前热议话题的参与者和思考者。

腾讯财经《读行者》栏目邀请赵燕菁分享他的职业经历，并对地方债、土地财政及房地产热点话题提出他的观察和见解。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从规划师到规划局长：不同角度思考相同问题

问：您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做了近20年的规划师，又作为政府官员在规划局工作了11年，这几十年正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房地产蓬勃发展的大历史时期，身处其中，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赵燕菁：我上大学是在重庆建工学院学城市规划，任正非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现在母校并入重庆大学了。每个学校里都有自己的鄙视链，我大学的时候一直想读建筑学专业，因为那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专业，是工科里的艺术专业。但是我最终进入城市规划专业，甚至都不清楚城市规划是干什么的。但如果让我再选，我还是会选规划专业。因为从一个大历史来讲，这几十年是不可复制的。

我们这一代的规划师非常幸运，正好赶上了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代。80年代初，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没有超过20%，城市建成区面积大概7438平方公里，到2018年，城市化率达到了59.58%，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5.6万平方公里。你想想这个规模有多大？后来我跟学生说，真抱歉，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你们规划的活儿干完了。

即使与外国的同行相比，中国规划师也一点不差。我工作不久，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主席到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他之所以能做到主席，就是因为设计了米尔顿·凯恩斯新城（英格兰中部城市），战后英国新城建设影响了全世界的规划实践。现在回过头来看，米尔顿·凯恩斯不过几十万人，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城市规划师搞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可谓比比皆是。其它国家可能最牛的规划师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问：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例如土地财政的兴起、房地产发展等，您的职业从规划师转变为政府规划局长，职业转变让您恰好“置身事内”，您有哪些感受？

赵燕菁：我大概2004年9月前后到了厦门市政府工作，当时正好是被称为城市开发“831大限”的政策分水岭。在这之前，土地出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2003年政府规定商品房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竞争出让，截至2004年8月31日为限，谁要胆敢再通过定向供地给开发商，就要查就要抓。这就是让开发商刻骨铭心的“831大限”。自那以后，原本很多城市招一个开发商的情形，迅速转变为很多开发商去抢一块地。城市土地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政府夺回了房地产市场的控制权。

所以2004年8月31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地方政府的收入开始迅速增长。后来发展到几乎城市所有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靠土地出让金。这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规划局一下子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规划决定了土地的用途，是对土地价值影响最大的政府部门。

原来城市规划只是相当于汽车的“方向盘”，比如决定车朝哪边开，城市朝哪边发展。2004年以后，城市规划变成了城市的“发动机”。表面上看，土地局负责卖地、收钱、发证，规划局既不卖地，土地收入也不归它，但实际上，土地值不值钱是规划说了算——土地局只是“出纳”，规划局才是“会计”。

正是因为中国城市规划在土地财政中的独特作用，使得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规划都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国家的城市政府并不拥有土地，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市政债等方式融资。表面上，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其他国家的城市规划名字都一样，但实际上缺失另外一类城市规划，规划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发展动力的大小和增长的快慢。也正是因为土地财政的存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分别进化成为行为模式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

问：当时您刚刚到了规划局看到突然一下子有巨大的变化，当时的场景对您的职业心态有没有一些冲击？

赵燕菁：我刚到规划局开始还以为依然是审批设计图纸，后来发现不对啊，城市规划的真正的核心是各类政策。根据政策给出的每一个指标，批准的每一项功能，都可能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表面上是技术性的规划指标只要稍微改一改，几个亿就出去了——不是少挣几个亿，就是多花几个亿。

一个部门的权力，取决于它所能支配的资源。以前在设计院时，我就知道规划局权力很大，但是等我真到了规划局，才发现规划的权力比我想象的更大！以前的城市规划局可以影响某块地给谁、不给谁，但是2004年以后，城市规划给出的每一个指标，给出的每一个条件，都会对土地价值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土地收入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使得城市规划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力增加了。好像突然聚光灯打到自己身上，规划突然变得非常重要。

其他规划局长很快适应了这样的角色转换。但我一直在想，不对啊，以前也有规划局，外国也有规划局，甚至在中国曾经取消过规划局，怎么规划局就突然变得这么重要了？显然是因为土地变得重要了。那么问题来了，土地在市场中的角色到底是好还是坏？

当时社会的舆论普遍认为这种依赖“卖地”发展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强制拆迁被认为是市场产权的破坏，低价征地被认为是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土地拍卖是房价越来越高的罪魁祸首。特别是那时什么都是以西方国家为参照，对比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行为，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的土地财政是一个违反“市场规律”的恶证。

作为规划局长，我身处其中，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明明所有人都反对，为什么现实中却无法放弃？有没有可能这样做是不得已，甚至是对的呢？显然，这些问题城市规划理论解释不了，必须用经济学的工具。于是我就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到经济发展模式和地方财政等问题的讨论中。

我不算经济学家，闯进经济学只为找工具

问：城市规划是理工科的专业，但您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土地财政等问题。从城市规划师到经济学家，什么因素促使您转变研究方向？

答：我谈不上是经济学家，也从来不假装自己是经济学家，这方面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经济学家是非常专业的群体，有着自己的专业信用和语言，我虽然能进入到经济专业的教堂，也听得懂他们的“祈祷”，但我不一定要跟着念他们的“《圣经》”。

我转向经济学仅仅是因为机缘巧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城市规划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城市规划是典型的工科，除了建筑学和艺术有关，就只涉及到建设。但在现实中，规划经常要回答城市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甲方委托你做城市规划不仅仅是要你回答怎样建设，而且还要回答怎么通过规划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为此，我看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书，像当时很时髦的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张五常、杨小凯、周其仁的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主要是想在规划里面把经济学的理论用一下，点缀一下规划方案，在给甲方汇报方案时说我这是考虑了经济的。我在卡迪夫大学时的博士论文选题，一开始也是偏重城市化和发展理论。

我真正开始转向制度和增长理论，是在2004年，我到厦门市规划局工作。

由于土地财政的原因，城市规划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许多政策的底层本质上既不是城市问题，也不是规划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特别是规划审批过程需要协调大量的利益，产权、交易成本等制度问题变得无处不在。这些都超出了传统城市规划的学科范围。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到经济学里找工具，看看经济学里有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手术刀”、“内窥镜”。一旦发现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我就想咱自己造一个。我不是经济学团体的内部人，无需遵奉他们的集体信仰，更不想在经济学圈子里面成名立腕，在自创经济学工具上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要能解决真问题就行。

问：对于仅仅在学术界的研究者来说，真实的政府决策过程就像是“黑箱”。您长期在政府内部工作，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学界的研究，政府工作经历在您的研究中是如何体现的？

赵燕菁：由于是在体制内工作，我的研究基本上是把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写出来。政府的行为和动机对于我而言一点也不神秘。而没有地方政府经验的学者做相关研究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的想象和推理。

比如说，中国的增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地方政府会出现这么强的竞争性和企业化的特征呢？有人认为是财政联邦制，有人认为是GDP考核导致政府官员为了晋升而展开的“锦标赛”。但是在政府里面工作就会知道，官员晋升其实和GDP是没啥关系。

真正导致地方政府竞争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独特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由于间接税主要来自于企业而非个人，城市要想发展就必须讨好企业，就一定要去同其他地方政府展开招商引资的竞争。GDP锦标赛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就需要在特定的增长模式中被解释，而不能用来解释增长本身。

在体制内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能够直接“观察”而不是“猜测”，从而帮助你避开那些看上去很有学术诱惑力的假说。这就像沃森和克里克从富兰克林处直接“看到”DNA的图象时，双螺旋结构就不再是一种理论和猜想了。

在土地财政大讨论中，虽然反对土地财政的声音占压倒性的优势，但我依然敢于坚持到底，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胜过反对者，而是因为我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土地财政的效果——没有土地财政，很多的道路、管线、公园、学校、地铁都不会有。

如果反对者的理论和我的观察不一样，那么无论对方名气再大也一定是他的理论错了。因为你不能说土地财政带来增长是好的，但是却说其作为增长的途径却是不好的，因为路径好坏的标准本身就是由其结果判定的。

经济学不妨换个方向试试

问：您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包括资产-负债的分析范式，资本增长和运营增长两阶段模型等。您的思考过程是怎样的？

赵燕菁：经济分析之所以比其它社会学科范式更“规范”，就在于它可以通过数学等式描述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的“等式”，寻根溯源，都是是建立在马歇尔新古典综合供给和需求均衡的假设基础上的。在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下，经济学几乎所有的概念都被数学化。数学成为描述经学思想的通用语言。

但问题是，供需“均衡”在现实中大部分时间是不存在，这是一个很弱的假设。而经济学却把这一非常不稳定的经济状态定义为“最优”，求解“最优”成为经济学最喜欢的数学游戏。正是这一假设，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真实的世界。

好的经济学不在于消费了多少数学，而在于能否解释现实。

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相反的假设，那就是一个经济要么是供大于求，要么供小于求，像人的呼吸一样不停转换。供需相等只是“刀锋上的均衡”，不代表经济状态的“最优”。

当供大于求的时候，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市场价格由边际上最优的生产者决定，这个价格应当刚好让边际上持有的生产者剩余为零，此时消费者之间不产生竞争，大家坐享“消费者剩余”。这个竞争最早是由熊彼特提出，所以也叫“熊彼特竞争”。当供不应求的时候，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边际上出钱最高消费者决定价格，这个价格刚好让次优的消费者预算为零，此时生产者之间不竞争，坐享“生产者剩余”。这个竞争源于威克瑞的拍卖理论，所以也叫“威克瑞竞争”。

这其实是张五常的老师阿尔钦提出来的规则——竞争只发生在消费者之间，或生产者之间，而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但这一规则由于供求平衡假设后来被经济学界遗忘了。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用“资产等于负债”取代“供给等于需求”作为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基础。

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可以用一个投入产出的关系来描述，也就是投入减去产出等于剩余。我又把商业模式分成两阶段——资本增长阶段和运营增长阶段，前者对应的是会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后者对应的是会计报表中的利润表。用这个办法，将原来抽象的经济问题就转变为具体的财务问题。解决了经济学研究长期脱离真实世界，缺少微观基础的老问题。

问：您提出重启债务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基于您提出的两阶段分析框架吗？您的分析方式和其它经济学范式有什么不同？

赵燕菁：是。债务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量。特别是因为在宏观和微观两者的角色正好相反，致使微观“常识”和宏观“逻辑”之间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也导致债务政策非常容易引起巨大的争议。

而如果利用两阶段模型，债务和经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清晰。在微观，一个企业或家庭的负债端既可以靠别人的钱，比如向银行负债，也可以靠自己的钱，比如通过股份制融资。一个负债很低的企业或家庭往往会被认为是一个“好企业”；但在宏观，银行债务却扮演货币创造的关键角色。

现代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远超传统经济的财富增长，关键就在于解决了货币创造问题。有限的实物货币不再成为财富增长的制约，人类分工的范围得以空前的扩张。由于通过货币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把未来的收益贴现到现在，使得人类得以摆脱压缩消费才能积累资本传统增长模式。不同于传统基于实物商品货币，现代货币是基于信用生成的货币，与债务一定是共生的，只要是经济增长，就一定伴随着债务增长，不是自己负债，就是别人负债。

将货币引入两阶段模型后，解释微观的增长模型就转变为解释宏观增长模型。因为在这个模型里可以看到消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那就是债务创造货币，货币创造需求，需求带来利润表中收益的增加，整个消费规模随之扩大。

在传统的供给和需求范式里，消费很抽象，只能简单假设供给创造需求，但是在资产-负债的范式里消费创造就一目了然——需求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端生成的，更准确地讲，就是对银行负债的部分创造出来。通过负债，银行货币才能进入市场并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而形成市场的消费需求。

这就意味着在宏观维度，债务不仅不是负面的经济因素，反而是维持增长的必需，净债务的规模决定了市场的总规模。一旦债务收缩，市场需求就会导致资产端过剩，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同步收缩。

显然，“资产-负债”范式和现有的基于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学是不兼容的。很多经济学专业的人不赞成，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两阶段模型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进步特别慢，几十年都没什么好想法。之前我听余永定老师跟我说，罗默亲自跟他说的，罗默自己都不研究了。这里面要是有金矿，罗默能放过吗？他是最前沿的人物、最牛的宏观经济学家，如果他都说宏观经济学没前途了，我们还跟在后面精耕细作还有意义吗？当然罗默的观点在学界也是有争议的。我想与其等着这些大佬争论清楚，还不如换一个地方钻一下，万一打出油了呢？这就是我这本书给大家的建议。

谈房地产市场：要让房地产保值增值，建议减少供给放开市场

问：近年房地产市场疲软，去年以来，一些贷款买房的人提前还贷款，主动减少负债，再加上我国从2022年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您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当前和未来？

赵燕菁：很多人觉得只有在人口增长、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时期住房、土地才能大卖，才有可能支撑房地产，一旦人口开始下降或者老龄化，大家都有房了，房地产也就不重要了.其实这个把房地产简单等同于增量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

房地产不同于普通商品，其在经济中真正重要的角色是作为抵押品为银行贷款创造信用。因此，存量市场才是房地产真正的价值所在。城市人口减少，房地产增量减少，但存量则达到巅峰。管理存量房地产的价值，才应该是房地产政策的核心。中国房地产政策的一系列失误，皆源于对房地产市场的真正角色缺少正确的理解。

无论在家庭、企业，还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在资产负债表里是其所有者权益。什么是所有者权益？就是你的自有资金，比如股票就是股东自己投入企业的资金，土地基金就是政府自己投入的资金。如果不想丧失股票和土地的未来收益，就可以用其作抵押向银行借贷，此时股票和土地就成为银行信用的来源。

在两阶段模型中，债务是现代增长和传统增长的分水岭，信用越充沛，贷款能力越强，债务端约束就越小。增长的本质就是新资产负债表的建立和存量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强大的信用也因此成为增长的基石。而贷款创造的货币乃是消费需求的总开关，信用规模也间接决定的市场的总规模。在中国，银行信用（也就是其抵押品）的最主要来源，就是以土地、住房为核心的房地产，其比重远超股票和国债。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化完成后房地产在经济中反而更重要的原因。

资料图：新华网

进入存量时代，房地产政策的重心也必须随之转变。那就是要把维持房地产资产的高流动性放在最核心的地位。所谓高流动性，用人话讲就是能够随时在市场上变现，这是房地产在经济中继续扮演信用提供者角色的前提。

房价涨跌不应是房地产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关切，政策真正也应当关注的是涨跌背后房地产资产的流动性。如果城市的房子没人要，本质上和企业的股票没人要一样，一旦发生，城市的衰退就是早晚的事。将房价作为主要目标的房地产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其结果一定会导致整个经济翻车！

有人会说，城市化结束了，人人有房了，还会有房地产交易吗？大家看美国、日本城市化结束了，房地产交易就停止了吗？股票上市才是二级市场交易的开始，房地产也一样。不同的城市，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位，其价值都会随着公共服务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改变，人口也会在不同城市间迁徙，只要城市不灭失，二手不动产市场交易就不会停止。

而要保持二手房市场存在交易，规模的控制要远比价格的控制更重要。现在很多城市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偿还地方债务或推动城市更新开始拼命卖地，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一旦这些城市供给的土地成为烂尾楼，周边的土地就会失去流动性。如果中心城区二手房没人要，整个城市的住房就会失去作为抵押品的价值，城市就会“鹤岗化”。

问：按您的观点，进入存量房时代后，流动性比价格更重要，那么会导致房价更高吗？

赵燕菁：高房价问题的背后其实是财富分配问题。当住房可以成为抵押品，有没有住房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差距会迅速拉开。大家买房就是为了避免财富差距的扩大。所以大家会发现，当房价下跌，不动产失去流动性，那些没有住房的反而不着急买房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住房不再是一个资本品，买房就不如租房，轻资产就是比买房更理性的选择。

怎么解决房地产带来的财富分化呢？正确的做法是建设不能进入二级市场的保障房，保证住的需求；放开商品房市场价格，控制商品房供给，保证住房二级市场流动性。

现在世界上解决比较好的就是新加坡，居住和投资是分开的，在公共组屋保证了所有人的基本居住的同时，维持了东南亚地区最高的房价。但这一做法也限制了组屋作为抵押品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仿效1998年房改，先用租金作为按揭，满足一定年限后补足“尾付”，房改上市。这个做法有点像企业股票上市，但企业上市运营足够长时间后，原始股东才可以解禁上市，目的是防止保障房所有者在两个市场套利，也就是所谓的“先租后售”。

谈地方债：债务投资形成了资产，不能直接消灭

问：关于地方债方面的问题，您觉得重启债务很关键。最近有个别省份公开表示还债困难。您怎么看地方的债务风险？

赵燕菁：其实大家都明白，很多地方债是还不了了。真正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得换一个思路，那就是中央政府接手。

很多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知道。有的人认为地方政府明知道无法偿还，还拼命借债，如果最后由中央政府替你兜底，这会造成道德风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一的想法是没错的，如果借钱都可以不还，今后哪里还有借贷市场？但在宏观上，这样做就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从宏观上来讲，如果债务被消灭了，货币同时也被消灭了，宏观经济必然出现通缩，这才是最大的危险。因此，不仅不能直接消灭债务，反而要维持一定的债务规模，这样市场需求才不会快速萎缩。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一提债就是坏的，是不是该追究责任、防止道德风险，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在微观上来讲，还债是好事，借债是坏事，在宏观上正好相反，大家一起还债比大家一起借债、挤兑还危险。

第二，地方债的本质是什么？能等同于市场的个人借贷或企业借贷吗？这就要看地方政府借债的钱到哪里去了。这些钱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修建了高速公路、铁路、学校等各种基础设施，换句话说，债务转换成了资产，而这些资产很多是免费的，或低收费的，其收益并不一定体现在本地。

比如贵州，只有路建起来，其它地方的路才能连通起来，才能自驾游，车才有用。如果没路，车有什么用？但车是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在卖，税收体现在设有汽车厂的城市。修路是不赚钱，但是卖车的赚钱了。再比如贵州建设学校，培养的人力资源很多去深圳、上海工作了，在那边交税，但教育支出却体现在贵州。

像是地方政府打压房价，也是为了执行中央政府的宏观目标。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税制，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其实就是一张资产负债表，分税制更像是中央政府花钱委托地方政府代理事权，地方债则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借钱完成中央政府交代的基建任务。只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表，才能理解地方的“债”和普通的“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三，债怎么还？

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就像是美国当年的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时各州欠下巨额的债，同样州政府还不了，后来战争打赢了建立起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以自己的信用发债替换了地方债。借债打仗建立了政府，然后政府才能收税，不能说政府建成后就不认之前借的账了，因为“联邦”这个“企业”本来就是各州“众筹”的。

现在我们的城市化就相当于美国的独立战争，城市建成了，“战争”也打赢了，道路、管线、学校、基础设施建起来了，地方政府也像美国各州一样欠了一屁股债，但城市建起来后税收增加，只要这个收入是中央和地方共享，负债也应当是中央和地方共担。不能说以我的名义借的钱，赚了两个人分，还债我一个人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地方债和国债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的国债是由他发行的本币计价的，本质上是股权融资。地方债转国债实际上就是政府“债转股”。国债虽然叫“债”但和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债”是不一样的，国债本身就可以是高流动性的抵押品。随着中国城市化增量扩张的结束，谁来接替房地产为金融系统提供信用？除了股票市场就是国债了。国债接替地方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逼迫地方政府卖地还债，才能实现中国金融系统从房地产市场向更加可持续的国债市场的迁移。

置身事内和置身事外，提供新思考

问：对于您的观点，最近有几位老师跟您讨论、辩论，您觉得几次辩论对您的观点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影响？您喜欢这种辩论讨论氛围吗？

赵燕菁：我倒不是喜欢辩论，我比较喜欢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参加辩论主要是为了输出自己的思想。一个人在自己屋子里面，就算看清天下有什么用啊。我知道我的这些观点都是小众的，甚至大部分人是反对的，但还是得输出去。任何理论和观点要想站住脚，就必须经得住反驳，就要“可证伪”。人本质上都是懒惰的，只有面对别人的挑战，才能深化你的思考。

目前，经济学界围绕真实问题的理论创新还差得很远，对社会、对全世界知识的贡献还差得很远。学术进步有点像训练ChatGPT一样，需要通过辩论不断地“喂”给它新知识，可能未来哪一天经济学就会完成进化和升级了。

问：您将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和近年在高校做研究的经历概括为“置身事内”和“置身事外”。如果用“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来描述，您觉得合适吗？

赵燕菁：正好相反，我觉得自己是仕也不行，学也不行。说“仕”，像我这个级别在政府里面就是个“芝麻官”，我的同事中比我级别高的比比皆是，至少谈不上“优”。说“学”呢，我也不行。在学校里，“学”要想“优”就得在世界顶级期刊发论文，要做过国家级的重大课题，这些我都没有，所以我的学也谈不上优。

我对自己的资质有自知之明，所以无论“仕”还是“学”，也不追求“优”，有中等表现就很满意了。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机缘巧合——虽然“仕”也没优，“学”也没优，但是把这两个经历合起来了生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是我所作的一点贡献，至于这些贡献有什么价值，就只有历史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