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是国家卫健事业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卫健工作面临着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流行，医疗卫生资源短缺、水平低下的严峻形势；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35岁。

75年的砥砺奋斗，中国卫健事业取得了非凡进步，14亿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据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这是75年前的两倍多。

75年来，中国人不仅彻底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还积极参与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有科研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等无数人的无私奉献。

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将以新中国麻风防治作为叙述切口，陆续刊发三位麻风防治医生的口述回忆。

他们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得益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东华教授数年来的走访和研究。周东华教授近年来专注于中国麻风病防治史，整理境内外馆藏的明清以来麻风隔离防疫史料，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和社会的麻风隔离防疫观念、实践与制度变迁，厘清教会、精英和政府在其中的不同角色，从麻风隔离防疫历史出发探讨国家治理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史。在如今国家和大众重视健康的背景下，总结历史经验，总能对未来有所助益。

（上篇）口述|周东华、梁宇：当时不知道麻防任务这么艰难，但要是重来一次，我们还会坚守第一线

对谈二|江澄：跟马海德试点麻风普查工作

【人物小传】

江澄，1940年出生于江苏兴化。1958年毕业于江苏省镇江医校三年制中专，后任沭阳县卫生防疫站医士，曾参加卫生部疟疾、丝虫防治班、江苏省麻风防治班、全国麻风实验研究班等，担任卫生部麻风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顾问，《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等期刊编委。

先后赴菲律宾、美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等地研修、考察及出席国际会议。以麻风临床、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健康教育、防治管理等为方向发表论文50余篇，执笔起草麻风系列规划、技术方案、诊断标准等文件，筹编《中国麻风学科史》等麻风专著。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成果奖、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笔者：您当初是如何走上从医之路的？

江澄：我随祖父母，中学从1951年起，先后就读于浙江鄞县私立正始中学（横溪）、宁波市第三中学；1955年毕业于南京市私立城南中学（现南京市二十七高级中学）。出于个人兴趣，本想走美术之路；但是由于我家中有6个兄弟姐妹，共10口人，而这个大家庭只靠我父亲一个人维持，因此生活有些拮据。在这种情况下，大哥即将考大学，家里无力负担更多子女的学费和生活费用。

当时，国家倡导念中专，能有书读、还有助学金；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短期内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压力。所以父亲希望我考中专，并因祖上是“中医世家”，让我学医，报考江苏省南京医士学校，这是当时南京唯一培养“医生”的学校（时“江苏医学院”在镇江）。1957年与“江苏医学院”互换校址，更名江苏省镇江医士学校，毕业前、后又改过镇江医学专科学校、江苏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镇江医学院等名（现名江苏大学医学院），这便是我的母校和我走上医学之路的肇始。

1958年我从镇江医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淮阴地区沭阳县（现属宿迁市），至1956年才组建的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参加过兴建沭阳闸工程民工的卫生防疫；当“钢铁元帅”炼过“小高炉”；投入征兵体检等工作。不久，为配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实施，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核心任务是“除害、灭病、讲卫生”。“除四害”，即消灭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后麻雀改臭虫）; 具体实施起来就是捕杀、驱赶、喷洒药物等。

1952年，为防御细菌战，决定在全国开展及时有效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求是网

我们卫生防疫人员都亲自背着喷雾器，在城镇用配制的喷雾剂到厕所、粪场、河沟等地进行喷洒和清理。我曾跟随下乡支农及出门办学南京医学院专门研究寄生虫学的教授，学习如何消灭苍蝇和蚊子，并参与进行些研究工作。比如,计算喷洒不同药物及剂量前后厕所的苍蝇和蚊子数量，以及它们消亡的时间，并进行统计学处理。还要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捕雀灭鼠运动，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爬到房顶上敲锣打鼓，制造噪音来驱赶、捕捉麻雀。

高墟乡是全县距离县城最远的乡，率先开展创建“四无乡”的工作，我也有幸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绿化，以及改造厕所等相关工作。原先的厕所条件十分简陋，往往只是用玉米秸秆围起来。对于老百姓而言，随地解决是常见的事。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始组织群众建造公共厕所，并采取粪便无害化处理。因为粪便中的虫卵会导致寄生虫感染，所以需要通过高温发酵来消灭虫卵（如，堆肥或建沼气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状况。在那里一干几个月，交通不便、通讯闭塞，自幼养育我十余年的祖父在南京离世，待县里同事将电报转送到手时，已是过去了好几天，让我抱憾终生。

沭阳县高墟乡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四无乡”，即无蝇、无蚊、无鼠、无麻雀的乡村。这些成就都被记录在报纸上，包括我参与撰写的报道，这些档案至今仍保存着。

笔者：麻风在过去作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慢性传染病，您是如何开始对麻风防治工作感兴趣、且为之深耕五六十载？

江澄：在灭病工作上，我到防疫站时已见不到黑热病及雅司，先后从事过丝虫病、钩虫病、乙脑、流感、浮肿病、砂眼、及妇女子宫脱垂、疟疾等多种疾病防治。亦开展过卫生宣教及推广计划生育工作。

从事麻风院外防治工作的有些做法，其实早在我负责疟疾防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60年冬，苏鲁豫地区发生暴发性流行，当年沭阳县疟疾发病率高达54%,为解放以来发病最高的一年。因此,针对疟疾冬季抗复发治疗，我们防疫人员“送药上门，看服下肚”。后来，搞麻风联合化疗监服，我们就执行“十二字口诀”，即“送药到手、看服在口、咽下再走”。

“上门送药”，实际上就是“求”人家治病。在扎下公社搞疟疾冬季预防服药试点时，我们连续二十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拎着竹壳温水瓶，步行一家一户地去送。“看服在口、咽下再走”，作为医生，我们不但要把药送到病人手中，还要亲眼看着病人把药吃下去。沭阳县在开设麻风村之前，干群患了麻风只得到泰州、南京麻风病院诊治。1956年5月，沭阳县才创建卫生防疫站；1957年站里设有麻风科（防疫科兼）负责麻风防治。1958年10月，县人委在华冲公社万山大队万山村建立县麻风病防治所，麻风村（病区）设在大新庄。

该县在1958年后，乡镇才有了联合诊所。所以，县麻风病防治所创办时的条件十分简陋；病区全部都是土墙草顶房屋。1960年秋，我到韩山乡参加联合诊所整顿时，与工作组同道一起来过大新庄，并第一次拍了些麻风村用房的照片。

村里最多的时候有250个病人，但只有一两个医生和两名护士。医疗用品除了防护靴（雨靴）、乳胶手套是买的，其他如防护服、袜，口罩等，都是自己做的或请人裁缝加工的。

乳胶手套对我们来说是个奢侈品，消耗量很大。但条件艰苦、经费拮据，我们用不起每次都是新的。就是反复用过的已漏气的破手套，也要用到不能补为止。所以，在中间区每一次下班后，医生护士都有一个重要任务——补手套。一个破了漏气的旧手套，吹口气，用剪子剪后正好是个圆的。我们用补鞋子的胶水，把漏气的洞补起来，一个手套最多能补十个以上的补丁。因为补丁多，手套用之前要反复吹捏一下，检查是否漏气。

但一个麻风村再穷再困难，都有两个必备的“大设备”：一个是高压消毒器，用于给我们的隔离衣、帽、鞋、袜等工作用品，以及要带出村的其他物件（如，信件，病历等）蒸汽消毒；另一个是查菌等检验用的国产显微镜。

我们每次需要单程步行整整3里路，才能从职工区走到病区。上下班是按照规定的上、下午各一次。上午查房、治疗，下午处理溃疡及手术等。书、笔记本都必须留在中间区，戴好帽子、口罩，隔离衣、袜套全部换好，才能进入工作区。下班后到中间区脱手套、隔离衣，把鞋子经过在来苏儿水池消毒，再跨进健康区域。高压消毒器放在中间区，医护人员换下的布类用品，由临时工洗衣员清洗后放在里面消毒后备用。

1960年，沭阳县大新庄麻风村远眺。江澄/摄影、供稿

我们自己要到华冲医药站采购些常用药物，包括抗生素、磺胺药、止疼药以及敷料、消毒酒精等医疗用品。当时十多里地交通条件不好，骑自行车路面很颠簸，五十多斤的大瓶酒精，我经常会和一位护士用扁担把它抬回来。

在这种病人多、医生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先门诊，后病房”的方法。病人到这里“门诊”看病，我们开药，病人拿了药就走，免费不要钱。门诊结束后，我带着护士巡房，讲医嘱，护士记下来后到药房拿药。下班后病人和工作人员之间有一部电话，对外有一部电话，没有电话时用广播通知。晚上有任何情况，我们必须从3里多外随叫随到，有点像现在的住院医师负责制。深夜，如果病人有紧急情况，比如神经疼或自杀，我们必须立刻拎上一个小马灯赶过来。

我是1962年8月份，因为我有一定的经验积累，被调配到县麻风病防治所（万山医院）搞麻风防治。

笔者：您在万山医院从事了二十多年的麻风防治工作，工作条件如何，麻风防治有何进展，在工作中又曾遭遇过怎样的困难？

江澄：沭阳县很穷困，是江苏省最后一个脱贫的县份。万山大新庄（麻风村）更是几乎与外界隔绝，交通不便，环境极为艰苦。从1962年到1983年20余年时间里我们都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

麻风相关工作，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任何一个与之相似的疾病防治工作。当时大家都不了解麻风病，都觉得一旦确诊麻风，不仅让全家、甚至对全村的人都受到影响，所以社会氛围对麻风病患和麻风医生都有歧视。

有一次我到县城的沭阳旅馆落脚。因为我在县防疫站时曾来过这家旅馆，和工作人员较熟悉，登记后就安顿下来了。我住的是双人间，临睡前和另一位客人聊天，介绍自己是万山医院的医生。虽然没直接称呼为麻风病院，但在沭阳“万山”医院就是麻风的代名词。半夜起床入厕时，发现对面的床已没人了——另一位客人当晚怕“麻风”就离开了，我还安慰自己，“哈哈，花了一张床的钱睡了个包间！”

在万山医院治疗麻风病人时，麻风反应的神经剧烈疼痛常使病人失去希望，想要寻死、上吊。用止疼药、打安眠针都没有效果。我查阅资料后了解到有“神经鞘膜松解术”。在神经水肿、发硬胀痛的情况下，国外的医生会采取神经末梢翻转手术治疗。我们如将病人转送去综合医院，医院外科不会收，也没做过，只能由我们自已现学现来做。虽然我不是专攻外科及神经科，但病人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责无旁贷。上海的陈家琨院长也是如此做过，现在自然是不被允许（讲“专科”），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必须要有医者站出来。

我曾前往镇江参加过省里的麻风临床医师专业培训班，在南京、海安等地观摩、见习过麻风病理检验，诊断和判愈的科学手段之一。后来，我们自己买了一台国产的病理切片机。在无水无电的条件下，从学会磨刀、切片、制片开始，摸索开展起病理检查。不但，解决了本院的问题，还承担过本地区及外县的送检工作。切片不得超过四微米，磨刀要练一个月以上。肉也得从软变成硬，要用二甲苯将里面的水吸出来后，再用融化的石蜡浸泡固定，保证硬度一样。再用切片机切成四微米厚，再从水里捞出来放在玻片上染色、看片，最后做成病理报告。不但取材、切片，报告也是自己做。其他同道员很佩服我们土法上马的片子做得不坏，还把这些切片称为“江澄片”。

多菌型麻风皮肤涂片抗酸染色，麻风杆菌呈杆状、束状 江澄供稿

笔者：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1964年秋，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马海德大夫前往江苏海安县，带领百余人专业科研团队，开启了全国麻风综合防治措施效果考核的专业性病普查试点工作。您曾参与其中，可以具体谈谈当时的普查过程吗？

江澄：当时国家在江苏省海安县开展的《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数年后为进行效果考核，决定进行一次部分地区的专业性普查试点。选定海安是因为海安有一个麻风病院，江苏省非常重视麻风防治。当时的综合防治措施归根到底就五个字——“查收治管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宣传的过程，比如宣传单、小册子、幻灯片、广播等形式，于是后来又改增为“宣查收治管严”。

通过专业性普查得出来的“发病率”，才是科学的数据。所以，出现了海安这个普查试点。专业医生团队来自北京、江苏、上海，还有广东的队伍前来支援。因为广东一直是麻风高度流行区域，解放以后防治比较早，来了许多防治专业人员，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普查队伍的人员数量和专业程度是很强的。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力量也难以完成工作，因为海安那时候最少也有四五十万人口，光靠这个专业队伍、这么点人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只能抽查一部分，就这样对河南地区七个公社进行全员专业性普查。

专业性普查的开展时间大概是九月份至十月初，普查工作总指挥是县委书记，而且有专家组顾问，如马海德1、叶干运、李家耿等人。在我印象中马海德大夫就是这次普查试点的总顾问。解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工作，还能讲一口带陕西腔的普通话，普通话讲得比我们还标准，大家都非常惊奇、也非常感兴趣。

马海德大夫在向江澄等部署麻风防治工作，1985年4月，北京。 江澄供稿

马海德大夫看望麻风休养员照片，1985年6月，南京。江澄供稿

我们一共有个五个普查大大组，我被分在第一大组，大组长是中国医科院皮研所的杨理合大夫，我兼统计员。每个大组分成几个普查组，一男一女搭配合作，我跟来自广东的李俊琳搭档前往雅周、仇湖公社。当时的要求是必须100%普查，只要是户口登记的都要查，最少要达到97%以上。但对我们来说，几乎是100%。两个人互相配合，从早到晚工作，完全靠两条腿走路，因为路极为崎岖，没有一次是骑自行车的。我们在进行检查时是十分严格的，除了看，还要摸几个主要的神经部位。

由于不少村民外出，所以还要查漏补缺，主要方法就是堵门。早出的村民我们就早上去堵，晚归的村民晚上去堵；而且当地水网密布，船民具有一定流动性，我们便站在桥头堵；在桥上不但可以堵我们自己要查的人，也可以堵其他小组的，查过之后把我们得到的信息再提供给其他人，帮助其他组查漏补缺。我们的普查率从97%提高到100%，就是靠都这样反复堵，才能最终达到。

每个大队除了每天的普查工作以外，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当天问题当天解决，汇总统计。我记得在乡政府公社里面有一些查出来的是病人或者怀疑病人，要由三个专家一个一个地查。他们查的时候也叫我们过去查看。所以我们在农村完成的普查受检率基本接近100%或者说99%，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不言而喻。

城镇的人口流动性相对农村来说更强，因此当我们在农村完成普查的时候，城镇受检率才完成92%，于是其他大组前往支援。一个大组检查两个居委会。我们在各个居委会查漏补缺时，县委书记当总指挥和马海德等三位专家在全城巡回检查。通过这样的努力，完成城镇达到95%以上普查率的目标。

完成城镇普查以后，以马老为首的专家组，抓住这个机会给我们组织了一次“继续教育”。在培训的那几天，马海德大夫对我的鼓励对我影响至今，他给我用提英文题词：“祝你在建设社会主义及麻风防治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让我坚定了做好麻风防治工作的信念。他强调麻风防治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信念和他的鼓励使我能坚持干下去，甚至退休以后还一直在干，干到现在已经六十多了，或者说，我可以永不放弃！

“控制麻风病的研究（3.江苏省海安县十七年来麻风病综合防治措施效果的考核）”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江澄 供稿

这都是在马老精神的鼓励下，当时的他鼓励着24岁的我，即使他生活中也经历过种种沉浮，他仍然坚持做自己热爱的麻风事业，用现在话来说叫“不忘初心”，我也秉持着这种精神；直至今日，麻风基本在我们国家消灭，作为一名“老麻风”，我倍感欣慰。

【注1：马海德（1910-1988），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出生于美国。1933年11月，日内瓦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来到上海。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1936年初受中共中央红军邀请，由上海前往陕北提供医疗救助，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他投身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55年的传奇人生。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将余生的精力投入到性病、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之中。1977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20世纪80年代初消除对麻风的社会歧视与偏见，带头与麻风患者握手、拥抱，全身心改变了中国数十万麻风患者以及数百万麻风患者家属命运。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唯一的华籍外国人。】

对谈三|宋渊：见证和亲历西北民族地区麻防事业

【人物小传】

宋渊：1951年出生，甘肃省临夏州人，麻风病防治医生。1974年积极投身于麻防事业，先后担任过甘肃省和政疗养院副主任、副院长。他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时，就积极参加各种全职医生培训班，面对全病区三百多余名病人从不退缩，在那个较为艰苦的年代，依旧努力开展辖区麻风线索调查、治愈者随访、畸残预防及康复医疗的工作。

经历了DDS（氨苯矾）的单一疗法到联合化疗的转变，见证了在祖国西北部麻风防治的时代演变，他和千千万万奋战在麻防战线的医生一样，为中国麻防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麻风医生宋渊（左一）

笔者：您父亲和爷爷都是中医，为何您毕业后选择了专职麻防工作？

宋渊：我在临夏中学读完书之后，先是下放到康乐县八松乡做了一段时间赤脚医生。1972年，我读了中专，在临夏州的卫生学校学习全科临床，当时师资力量还是比较好的；中专毕业后，县里直接分配。

因为麻风病院需要人，卫生厅就抽调八个人进行分配，我和另一个人被分配到和政疗养院，也就是当时的麻风病院。刚刚知道这个消息时，另一个同伴害怕麻风，怕被传染，坚决不去；但我听见以后就想，麻防工作是祖国需要，分配到麻风病院就是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下定决心要去搞麻防。

1974年8月，我23岁，去和政疗养院报到；报到完成后，我回到家和父母说我被分配到麻风病院工作，我母亲非常反对，一边哭，一边反对，周边邻居也说麻风病是会传染的，都坚决不同意我在麻风病院工作。但是9月份，我毅然决然，正式去和政疗养院报到，随后入职和政疗养院，就这样一直在麻风病院工作。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见麻风病人，是我在当乡村医生的第二年，当时我们大队来了一个新的乡村医生，他家隔壁就住了麻风病人。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那个麻风病人是他们村的护林员，眉毛已经脱落，是瘤型麻风，周边人对他的歧视很重，觉得他们村的影响都被搞坏了。当时我还是很恐惧的，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麻风病人。

1950年代的临夏市南门城门甘肃档案信息网

笔者：您在入职和政疗养院后，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宋渊：到了和政疗养院之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跟着疗养院革委会副主任刘德仁，他是主管医疗的。我们这个片区一共有二三十个县，地方病二所的唐松柏主办了一个针对全片区的全职医生培训班，我和王新年（同事）一起参加了这个培训班。

在培训班培训期间，我们疗养院第一任院长刘牧之也给我们讲课，他在麻风领域的造诣很深，学识很高，口才也很好，我对他印象深刻。除此之外，唐松柏和刘德仁主任也有给我们讲课，整期培训班下来，学到了很多，收获不小。

培训班结束后，我们就开始下病区了。1974年，病区收治的麻风病人有300多人，少数民族、农民、牧民、包括部队里的军人，我们都有收治。一共有五个病区：八一村、幸福村、跃进村、团结村、瓦窑村（女病区），日常就是给病区病人进行检查工作。

我们平时有查菌的任务。查菌三个月一次，连续四次，一年都无菌了，就做活检，即病理切片，取一块相当薄的皮下组织，放到显微镜下，看上皮样细胞、泡沫样细胞的情况。麻风症状主要是泡沫样细胞增多，淋巴细胞增多，如果还是一团（抗酸染色可见泡沫细胞内含多量麻风杆菌，甚至聚集成堆，形成所谓麻风球），就说明还没好。泡沫细胞看不出来，淋巴细胞很少，就符合了。半年一次病理切片，做四次，再放到隔离区一年，就可以发出院证了；但出院后还要做一年一次的复查。

笔者：当时和政疗养院的麻防用药情况和效果如何？

宋渊：那会儿，我们用的是强效止疼药，像吗啡、杜冷丁这些。药都是省里面统一发资金分配的，像吗啡肯定是控制的。这些药是向有限公司进的，医院有指标，大型医院可以从有限公司批发。医院能批发哪些药品，不能批发哪些药，应该有报告，需要有关部门批示下来。

治疗现症的药物，我们一开始用的是氨苯砜（DDS）、氨硫脲这些，看哪种药效果好就用哪种，还得加上抗结核的药，有时还得用些免疫抑制药物。50年代有用过扫风壮（学名苯丙砜）。有时候病人吃了好几年氨苯砜，菌还是不下去，那就是耐药了，得换药，而且有些人吃氨苯砜会有不良反应，比如神经疼。

那时候还有一种药叫雷公藤（抗麻风反应药物，中草药），后来又出现了新的药品，是抗梅毒的注射药剂，还有抗结核的异烟宗，也叫异烟肼。

当时的病人致残率高，有些病人送进来时已经残废得比较严重了，口脸歪斜，尤其是解放初期送来的病人，手指残缺，触觉丧失。这些残疾的病人没有接触过麻风病药物，没能得到治疗。麻风反应是一次一次反应，反应一次，残废一次，神经慢慢坏死，骨质慢慢疏松，肌肉萎缩坏死。病人住院以后一般会用抗麻风反应的药物，像反应停这一些激素，有时候长期使用强效激素，用一个月，麻风反应也下不去。

麻风病的脓疮，主要表现为溃疡，细菌感染不换药就臭。我们的护工，也就是护理员，得定期给病人清创、清洁。这些护理员都是从稍微年轻些的、有点知识的病人里挑的，我们医生给他们做指导。

笔者：全省麻风流行趋势不断变化，疗养院内部治疗有没有什么变化？

宋渊：还是有变化的，我经历了DDS的单一疗法到联合化疗的转变。1983年，卫生部麻风司在西安召开了北方十城会议，提出了四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麻风病的绝对隔离，转变为院内院外相结合的隔离。第二个是，DDS的单一疗法转变为联合化疗。第三个是由专业人员的孤军作战，转变为动员全社会共同防治。第四个是，麻风病单独的治疗，转变为治疗加康复；康复是指植眉和改善勾手的项目，这也使得一些麻风医院转变为康复医院。

联合化疗开始后，由医院牵头办了很多学习班，在一些病人比较多的乡，设立兼职医生，给他们配出诊箱。他们也是三个月查一次，还要写病历；如果有病理切片的，福尔马林泡一下送到医院。直接接触病人的兼职医生发放15块钱的津贴，这和当时我们医院里给医生的保险津贴是一样的。县上的或者地区防疫站的兼职人员也有津贴，是12块钱。

北方十城会议后，病人可以在家里接受治疗，心情也会好一些。

联合化疗的三种药物效果很好，利福平、氯苯砜、B663（氯法齐明），这三种药吃上一星期，可以杀死体内99%的细菌。尽管查菌时还是有细菌，但已经是死菌。病人疗程也短了，少菌型的一般是一年到两年多，多菌型的三年五年。以前瘤型（多菌型）病人治疗最少要十年。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麻风病人的数量逐年减少，从解放初的八百多人减少到1975年的三百多人，联合化疗之后麻风病人少得就更快了。

笔者：疗养院的病人日常有没有一些娱乐活动？

宋渊：现症病区有一个礼堂。以前在这里住院的病人有来自陕西的，喜欢秦腔，我们就搞了秦腔戏剧组。院部组织娱乐活动，都是麻风病人上台唱戏，旁边的群众都来看。还有一些鼓，在零几年的时候被拆除了。马和牛有好几百头，甚至连卫生厅都来调拨我们院的马。一九五几年还是六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樱桃工程，规模比较大，那时候他们向和政疗养院调了十匹马过去。病人养的马拿去卖钱，充当病人福利，职工是不能从中拿钱的。

和政疗养院一直有比较完善的医案管理制度。到20世纪70年代，和政疗养院已积累了两千多份病历，放在疗养院的病案室，有休养员的文件，也有生产布置情况、麻风培训班的文件，由于六七十年代交上去一部分，所以不全面。和政疗养院曾是福音医院的一部分，所以病案室还有福音医院解放前的照片。

甘肃省和政疗养院开展2023年度麻风病院外治愈者随访和培训和政疗养院官网

笔者：病人出院以后，他们的待遇如何？

宋渊：出院的病人在待遇方面，说实话，还是有歧视的。有的村子会在村外给病人修两间房子给他住。有家人，那家族也会歧视。那时候，省长、卫生厅长、卫生部长都来和麻风病人握手、吃饭，以显示愈后的麻风病人没有传染性。

我们也会定期给他们搞复查。复查、普查就是麻风防治工作中的“防”。复查主要针对出院的病人及其家人。看他们是不是有红斑、结节、溃疡，再摸一下神经，检查神经是否有问题。

还有普查，1980年全省搞了一次，甘南八个县搞了一次普查。普查是分片区的，像我们院被分了两个县，迭部县和舟曲县，普查时带上他们县里的革委会副主任，防疫站、医院也一同参加。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一户、每个人每个人地查，群众们也很配合，也查出了七八个病人。

笔者：可以说您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和政疗养院，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有后悔过从事麻风防治工作吗？

宋渊：不后悔，从我去和政报道开始，虽然家里人都很反对，但我还是想着要到一线去，要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要是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坚定当初的选择。

（江澄医生口述整理：周东华、吴佩佳；宋渊医生口述整理：周东华、沈静涵、陈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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