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立、罗建章】

引子：城进一定村衰？

2014年，住建部的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显示，1978—2012年，全国行政村总量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年均减少3152个；自然村数量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至2012年的267万个，共减少153万个，年均减少约5.5万个。① 在城与乡的天平上，城市的繁荣是否必然伴随着乡村的衰落？

刘彦随曾言“从高空遥感影像看村子，外扩中空；到实地去，远看是房，近看是草”。当钢筋水泥的“森林”在地平线上不断蔓延，那些被稻香和泥土拥抱的村落，是否注定要在时代的洪流中渐行渐远？那些曾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村落，如今却变得寂静无声。田野里的稻浪依旧，却少了那份热闹的收割声；小溪边的柳树依旧垂着绿丝，却不见了那些在树下乘凉谈笑的身影。城市的霓虹与乡村的星光，难道不能共存于同一片夜空下吗？

小县大城经过40年城镇化进程中的一路狂奔，逐渐出现了高城镇化率和高乡村空心化率并存的“图钉式”城乡空间格局，形成了“城进村衰”的局面。产业是小县大城的核心依托，在县域主导产业需要提质增效或迭代升级的背景下，小县大城模式也走到了一个方向抉择的十字路口。立足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思考：小县大城是否会成为中国大多数县城的未来样态？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县域发展如何汲取沿海地区的经验教训？

资料图：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从一个偏远村庄成长为繁荣小镇 半月谈

“城进村衰”的马太效应

在产城融合的背景下，“产业—劳动力—城镇化”三者之间在县域内部形成一个动态的互动系统。首先，产业是城镇化的动力系统。产业的发展为县域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的流入。县域主导产业的兴起，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还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其次，劳动力是联结产业和城镇化的活力系统。劳动力的流动和聚集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随着劳动力的集聚，县域的消费市场扩大，这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的创新和升级。最后，城镇化是产业和劳动力互动的结果和表现。城镇化不仅为产业和劳动力提供了空间和平台，也通过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教育资源和医疗服务等，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城镇化的推进需要产业的支撑和劳动力的参与，也为产业和劳动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规划和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调控作用。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城市规划，政府能够引导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促进产城融合的健康发展。同时，政府还需要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保障劳动力的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由此，“产业—劳动力—城镇化”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动态系统。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的推进又为产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空间，而劳动力的流动和配置则贯穿这一过程，成为联结产业和城镇化的纽带。这一系统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协同配合。

县域发展要素配置过程中会出现马太效应，在小县大城的模式中，这具体表现为城关镇与边缘镇村发展差距扩大、高城镇化率与高乡村空心化率并存两个方面。马太效应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概念，源自《马太福音》中的一段文字：“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现代经济学中，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一个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资源、财富、地位或其他优势往往会向那些已经拥有它们的人集中，而那些缺乏这些东西的人则越来越难以获得它们。

从经济学角度看，马太效应有四大核心构件。 一是资源的稀缺性。在经济体系中，资源（如资本、教育、机会等）的分配往往不是均匀的，而是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二是优势的积累性。这体现为那些已经拥有一定资源或优势的个体或群体，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资源或优势。三是网络的延展性。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使用它的人数增加而增加，这导致领先者越来越领先。四是反馈的强化机制。个体或群体的成功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形成正反馈循环。

在小县大城的发展路径下，存在“产业—劳动力—城镇化”的马太效应（见图5-1），这使县域经济体内的城关镇因汇集了县域内大部分稀缺资源，形成了县域发展的增长极，又因政治晋升和市场激励的正反馈得到不断强化，并形成了城关镇与非城关镇的发展差异。

在“产业—劳动力—城镇化”的马太效应下，县域发展存在三对关系的平衡，分别是产业结构与经济韧性、县域集聚效应与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图5-1 县域内部要素配置的马太效应

▪ 产业结构单一的利与弊

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生活环境，并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核心外向型产业的强势和 民生产业的相对弱势并存，县域产业韧性不足。以前述的德化县为例，德化县的陶瓷产业是其经济的核心和外向型产业的代表。德化县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是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德化陶瓷以其精美的工艺和优良的品质，不仅在国内市场享有盛誉，更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其陶瓷产品 80%以上外销，销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使德化县成为福建省十大重点出口县（市）之一、全国最大的工艺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这种强势的外向型产业发展，带动了德化县整体经济的增长，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人才，形成了显著的集聚效应。

另一面是民生产业的相对弱势。与陶瓷产业的强势相比，县域 的其他民生产业则显得相对弱势。尽管德化县在农业、旅游业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与陶瓷产业相比，这些产业的规模和影响力较 小。农业主要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缺乏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产业；旅游业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但开发和推广力度不足，未能将其充分转化为经济效益。这种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这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

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县域经济韧性不足。大量的资源和政策倾向于支持陶瓷产业的发展，而对其他民生产业的投入相对较少。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使得核心主导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而其他产业则因资源不足而发展缓慢。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因素在核心产业中的集中，进一步强化了核心产业的竞争优势，而其他产业则因缺乏相应的支持而难以实现突破。县域经济韧性因产业单一、发展滞后而相对落后。这种不平衡性不仅影响了县域经济的整体协调性，也加剧了社会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劳动力集聚的兴与衰

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内的市民化过程，既带来了劳动力集聚，也加剧了乡村空心化。大城关战略实施以来，劳动力流动受到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一方面，政府在推动城镇化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可能  更倾向于支持县城和重点城镇，这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另一方面，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县城和城镇更为旺盛，这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县域劳动力流动首先表现为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县城和主要城镇集聚。县城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服务水平，劳动力被吸引到这些区域，以便寻求更好的就业和生活条件。这种集聚效应使  县城和部分城镇的经济更加活跃，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力流入， 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然而，这种正反馈势必带来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随着劳动力的流入，县城和主要城镇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加强，而乡村地区由于劳动力流失，可能面临发展缓慢甚至衰退的情况，这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县城和一些经济强镇因为劳动力的集中而获得了  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机会，而乡村地区则可能因为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流失而发展受限，这进一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不平衡性。高素质的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城市寻求发展，而留在乡村的往往是年纪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这种选择性的劳动力流动不仅影响了乡村的发  展潜力，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人才差距。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形成用人企业的“用工难”和产业工人的“就业难”并存 困境。作为劳动力需求端的企业，面临技术升级的“卡脖子”、劳动 力成本上升和高素质人才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作为劳动力供给的产业工人，面临着技能过时、就业机会可替代性高、地域性失业等问题。

▪ 城关镇繁荣的起与落

城镇化是县域经济马太效应的重要因素。城关镇作为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整合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优势。由于集中了大量资源和政策支持，城关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完善。这种集中发展策略使城关镇成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集聚地，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生活，这进一步推动了城关镇的繁荣。与城关镇的快速发展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乡镇发展相对滞后。由于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限制，边远镇村未能像城关镇那样吸引到足够的投资和人才，导致其发展速度和质量与城关镇存在较大差距。周围乡镇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够完善，难以提供与城关镇相匹敌的生活质量和就业机会。

在城镇化的马太效应作用下，乡村地区面临着人口外流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乡村地区留下的往往是老年人和儿童，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这导致一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出现了土地荒废、村庄空心化的现象。由此可见，城镇化的马太效应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上，还反映在社会经济层面。城关镇的繁荣与乡村的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差距。长期下去，这种差距可能导致社会分层和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挑战。

▪ 不得不面对马太效应

小县大城战略符合增长极理论带来的正反馈循环预设，简而言之，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一方面印证了人们通常认为的“两极分化，赢家通吃”的结果上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积累优势，用进废退”的过程上的马太效应。在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下，政府扶持和资本投资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这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和县域建成区的扩大，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人口进入，形成了正反馈循环的局面，在结果和过程上，都体现为经典的马太效应。这种正反馈循环使小县大城政策力度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发展模式：制造业吸纳乡村劳动力—劳动力集聚推动就地城镇化—产业扩大再度吸纳劳动力并推高城镇化水平。

“产业发展—劳动力集聚—城镇化率提高”的正反馈循环能否持续？一方面，随着县城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和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源投入和发展机会将会更加向城关中心聚集，虹吸效应可能使得城关以外地区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大城关战略旨在通过人口非农化转移和县域工业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的要素单向流动和反哺乡村的机制不完善，将会出现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因此，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产业—劳动力—城镇化”的正反馈循环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小县大城到了谋新求变的时间节点。

小县大城如何应对“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又称“三元悖论”，一般指现实情境存在互斥的三个条件下，最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两个条件，产生了“得二不能兼三”的结果。

“不可能三角”这一概念基于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均衡增长理论。其一是资源配置理论，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存在机会成本，即增加对某一领域的投入必然以牺牲另一领域为代价。其二是均衡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的全面和协调发展需要各个部门之间保持平衡，但在现实中，由于市场力量和政策导向的作用，往往难以实现完全均衡。对此，转换到小县大城的研究情境下，我们也能发现一个“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不可能三角”（见图 5-2）。

在小县大城的发展模式下，“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不可能三角”反映了县域发展中的一种困境，即在有限资源和条件下，很难同时实现三个方面的最优发展。在小县大城的“不可能三角”下，县域发展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挑战。人口城镇化通常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由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需要进一步加快。小县域资源有限，大规模的城镇化可能导致财政压力增大，进而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发展投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 这虽然促进了城镇的繁荣，但也可能导致乡村地区人口流失，加剧城乡差距。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大城市相比，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成本虽然低，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就业机会仍有不少差距，

图5-2 小县大城的“不可能三角”

二是县域经济韧性的挑战。产业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产业集聚在某些区域，而其他地区发展滞后的现象。受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小县大城的县域经济总体规模较小，“三产”融合度较弱、规模化龙头项目较为单一，在小县大城模式中，产业往往集中在城关镇或几个重点镇，这有助于形成产业集群和规模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乡村地区产业发展不足，缺乏多元化的经济支撑，缺乏县域经济韧性。

三是谁来振兴乡村的困境。乡村振兴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实现乡村的“五大振兴”。然而，在人口和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的情况下，乡村地区面临着人才流失、产业单一化、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尤其是在早期县域城镇化高歌猛进阶段，不少农村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增减挂钩的方式支持了城关的发展，导致后期的村庄发展规划受到土地指标的掣肘。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平衡资源分配，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是路径依赖的掣肘。在小县大城的发展模式中，资源配置往往倾向于支持城镇化和产业发展，这可能导致乡村地区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要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在资源分配上做出合理决策。但人们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完全均衡，往往会牺牲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来满足另外两个。其中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和资源共享，激发乡村 发展活力是关键。这包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以及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加快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五是主政者的困境。政府在推动小县大城发展时，需要在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之间做出选择。政策倾向于支持城镇化和产业发展，这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但也可能加剧城乡差距。乡村振兴应久久为功。如果政策过于侧重乡村振兴，可能会减缓城镇化的步伐和产业发展的规模。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困境，体现了“不可能三角”的现实困境。

▪ 乡村空心化与谁来发展产业

城镇化通常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但小县城往往缺乏资源和资金，难以吸引外部投资和发展新的产业，于是会吸引乡村人口进城落户，用劳动力替代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同时推动县域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其结果是乡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和生产力被削弱，这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乡村振兴的进程。

2016年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人口净流出行政村数量占比79.01%，其中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比例为57.5%，平均每村净流出409人，人口空心化率为23.98%。其中，人口实心村比例为12.15%，平均净流入人口为490人，人口实心化率为21.16%。深度空心村占全部行政村数的29.98%，但人口净流出占全部空心村的74.71%。对山区县而言，地形、地貌对农村人口外出有显著影响，山区、丘陵地貌对深度空心村空心化率的影响分别比平原高出3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

如图5-3所示，乡村空心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在兼顾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背景下逐渐显现出来，对农村地区产生了长期影响。德化县乡村振兴研究院黄景新对德化县乡村空心化开展过扎实的 调查研究与县域比较思考。

图5-3 乡村空心化的形成机理

首先，乡村空心化的起点是“人随业走”决定了人口结构的变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吸引到城市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年轻劳动力的流出导致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剧，儿童和妇女也常常随家庭迁移到城市，这使得乡村地区人口结构出现断层。这种人口结构的空心化，不仅影响了乡村的劳动力供给，也削弱了乡村社会的活力和发展潜力。德化县乡村振兴研究院黄景新曾途经佛岭村十组的一个山沟，他与一位老妇人攀谈， 并指着路旁一座半塌的旧屋，问其主人今何在。老妇答：“原有老人居住，后随子女入城，疫情期间曾返乡居住，因属危房，政府迫其迁出。”大疫之下，返乡无所居，何谈大疫止于乡野。此为一例，放眼其所经诸村，此情况屡见不鲜。

其次，人口结构的空心化因乡村产业的“业衰村空”进一步导致经济结构的空心化。黄景新曾言：“德化人口少，且大城关战略施行已久，就业、教育、医疗、青壮等咸集县城，既成路径依赖，且积重难返。欲令青壮大量返乡，几无可能。但若不求扭转，则数年之后，随留守老人或衰或逝，必是荒村、荒地遍布。若必欲扭转，则须依当下新形势，率先承接当年入城之离休者返乡养老，吸引该部分回归，再借此维系子女与乡村之联系，聚人气，活化农村，挽乡村之衰颓，而后再虑市民下乡等。若忽略新形势下村民之返乡诉求，而汲汲于市民下乡，则无异于舍近求远、舍本逐末。”随着劳动力的流失，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业收入减少，导致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同时，由于人口减少，乡村地区的消费市场萎缩，服务业和商业活动也难以为继，这会进一步加剧乡村经济的衰退。经济结构的空心化使得乡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经济循环，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最后，人口和经济的空心化最终反映在地理空间上的“村空无人”，形成了地理空间的空心化。黄景新说：“今德化县诸多乡村，青壮外流，老年留守，房屋破旧，稀疏坐落，颇显凋敝。盖因陶瓷产业、大城关战略，工作、教育、医疗等咸集县城。因工作、教育之需，皆于县城购房。购房掏空财力，久住县城，兼以乡村基础设施落后，三者致返乡建房能力与意愿俱低，以致房屋破旧，村庄萧条。若老人尚在，子女常往返城乡，然因村宅老旧，设施落后，人多宅少，多不留宿，朝来夕返。若老人已故，子女多只在特定节日返乡，亦难留宿，即来即返。久之，荒草丛生，日渐坍塌，几致不返。”随着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一些乡村地区出现了房屋空置、土地荒废的现象。缺乏人气和活力的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也难以得到保障，这进一步加剧了地理空间的空心化。这种空间上的空心化，不仅影响了乡村的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也对乡村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

▪ 就地村镇化

2000年以来，县级单元集聚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层级，县域是未来10~15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环节。乡村振兴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支持，但这些资源通常都倾向于聚集在城市，导致乡村资金和人才缺乏，限制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不过，出于自身的乡土情结，农民往往会将务工收入投资到家乡，如建房置业、主动选择居住在公共服务设施良好的中心村，形成了就地村镇化。如此一来，就地村镇化先于逆城市化到来，县域产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要素支撑。

就地村镇化有赖于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人口转移体系，包括县城、中心镇、一般镇、特色小镇和农村社区，以促进农民有序转移，带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撤县设区“急刹车”的背景下，中国县级行政区划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中心镇主要通过吸纳辖区内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吸纳周边乡镇农业人口实现提质增效和产业扩容。

作为非中心镇的一般建制镇实施就地村镇化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快镇内产业集聚和乡村振兴，形成县域内的第二中心镇；二是通过撤乡设镇的方式，将乡级行政区改为镇级行政区。撤县设区“急刹车”后，撤乡设镇有无可能掀起一波新浪潮？我们先来看看撤乡设镇的三个主要条件。

一是人口指标，全乡总人口（依据户籍人口，参照常住人口）一般不少于2.4万人。乡人民政府驻地集镇（以下简称“驻地集镇”）建成区面积具有一定规模且有较好的拓展空间，人口不少于4500人，至少设有1个居民委员会。

二是经济发展指标，主要内容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工业企业数在本县市区所辖乡中处于领先水平，对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乡可优先考虑。

三是公共服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政务（便民）服务中心、村（居）综合服务设施全部建成且功能完善等基本公共服务。就目前全国层面的普遍情况来看，一般建制乡的常住人口基本低于5000人，且下辖行政村也逐渐进入撤并过程。进一步，由于建制乡下辖行政村的空心化问题突出，很难在建制乡村保有规模以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衡量标准是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照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95749元，一家达标规模以上企业至少由208个人均产值组成，加上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和常住人口，如果有建制乡保有规模以上企业基本能够带动本地数千人就业，满足撤乡设镇的要求。

特色小镇能否成为山区县实现就地村镇化的可行出路

特色小镇发源于浙江，首次被提及是在2014年的杭州云栖小镇。这是在块状经济和县域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创新经济模式。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个特色小镇。这些小镇各有特色，有的以旅游业为主，有的以工业为主，有的以文化业为主，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然而，特色小镇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些小镇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产业支撑。同时，一些小镇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导致房价过高，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以特色小镇建设推动就地村镇化至少要关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挖掘和传承特色文化，针对当前特色小镇发展千篇一律的现状，就地城镇化需要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文化教育等方式，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特色文化小镇。二是提升产业品质，形成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是关键。三是多元化融合发展，特色小镇将往多元化融合方向发展，形成集文化、旅游、产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小镇，而非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走上以往举债重复建设的老路。

杭州云栖小镇航拍 云栖小镇供图

乡村社区建设

“乡村改居”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而逐渐兴起的。其背景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开始推动“村改居”工程，将传统的农村社区转型为城市居民社区，使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域差异，“村改居”的进程和效果存在差异。一些地区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而一些地区则仍然处于转型初期。不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增强，“村改居”将继续加速推进。政府将加大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推动农村社区向城市居民社区转型。因此在“村改居”推动就地村镇化的过程中，地方要更加注重多元化发展。不同地区的农村社区将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居民社区；同时也将注重保留和传承农村文化和传统，实现本土化文化传承与全球化创新相结合。

▪ 城乡两栖

有人悲悯地看待城乡两栖：候鸟迁徙一般，“两栖”农民不停地在城乡间往返穿梭。人们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时回村种地，离乡不离土，像候鸟一样，频繁穿梭在城乡之间，一边以城里人自居，一边又与村里人为伍。虽然栖身在城，村里的大事小情、粮食和蔬菜，却依然挂在心上。这种“两栖”生活看上去不错，但“两栖”农民群体逐渐扩大，“空壳村”不断增多，因为大量人才外流；未婚女孩外出打工，在村大龄男青年“成家难”；“陪读”妈妈增多，夫妻两地分居使离婚率上升，单亲、无亲的孩子增多；“两栖”生活也使部分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成本增加……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城乡两栖可能依然是舒缓现代化冲击所带来的诗意栖居新方式。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进而加剧土地、环境、资源等生态问题，也会对乡村经济造成冲击。在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高位时，如何推动县域产业生态化转型是破题关键，但对于一般的建制县而言，县域产业如何提档升级，已有土地如何腾笼换鸟，都要经历较长一段阵痛期，甚至无力推动生态化转型。当前小县大城在“不可能三角”中，兼顾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两大要素，在促进县域经济腾飞的同时，留下了空心化的村庄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难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在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攀升到高位和县域主导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小县大城将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抉择。

对此，城乡两栖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适应了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破解小县大城的“不可能三角”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城乡两栖是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居民在城乡之间灵活地安排居住和工作，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居住地。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可以根据生活需求、工作机会、教育资源、医疗条件等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城乡两栖的居民可能在城市工作，同时在乡村拥有住所，享受两种环境的优势，实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城乡两栖不仅是市民下乡的专有名词，也将会是乡村在县域生活居民安居乐业的代名词。

小县大城的县域城镇化相较于特大城市战略的大国大城模式，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这为实现城乡两栖提供了可能。县域城镇通常与周边乡村地区的空间距离较近，交通相对便利，使得居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城乡之间移动。此外，县域城镇化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在这种模式下，居民可以享受到城市的便利和乡村的宁静，实现城乡两栖的生活方式。

城乡两栖的生活方式为城乡居民带来了多方面的好处。首先，城乡两栖有助于农民代际照料问题的解决。农民可以在不远离家乡的情况下，到县城或附近的城镇工作，同时能够方便地回到乡村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其次，城乡两栖使居民能够充分享受城乡融合的好处。在城市工作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广阔的职业发展机会，而乡村生活则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居住环境和亲近自然的机会。最后，城乡两栖还有助于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城乡资源的均衡分配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首获中央财政支持   传统村落保护仍“喜中有忧”》，见 https://www.gov.cn/xinwen/ 2014-10/30/content_27730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