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很多警察感叹:“说调解是和稀泥,真冤!”

来源:观察者网

2022-05-25 08:26

左玮

左玮作者

真写稿,写真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说到基层调解,不少网友会立马联想到“和稀泥”,谴责“泥瓦匠”们“是非不分”、“推诿拖沓”甚至背离了“依法治国”精神。

固然,基层工作中无原则的“和稀泥”、不作为应该得到批判和纠正。但有时候,兼顾情与理也是基层调解工作的硬通货。笔者采写的故事,即与此相关。

01

“谁不想处警就按章办事、重拳出击呢?但现实中遇到的情况哪有那么多黑白立判?”阿锦告诉我。

警校毕业后,阿锦成为了派出所一名基层民警,如今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骨干。和直面犯罪分子的惊险万分相比,他更多面对的是群众间鸡毛蒜皮的琐碎庸常。

初出茅庐时,一个核桃纠纷令阿锦印象深刻。

某次在公交站附近,两名素不相识的路人因买卖核桃争执不下、险些动手,围观群众劝阻并报了110。老民警董哥带着阿锦赶赴现场处理。买家指责卖家不讲诚信、结账时临时加价,卖家则认为大家买核桃都是一把一把抓,对方却一个个挑拣自然该加价。卖家说:“我说那这个生意我不做了,喊他把核桃还我,我换个地方卖。他又死活不干,拉着我筐子不放,不准我走,就要买。”

民警的出现使双方冷静了下来,董哥先安抚双方情绪,了解情况后,首先指出了买家的不妥之处,告诉他若引发严重后果,“寻衅滋事”足以祸害全家一辈子。随后,他又自掏腰包把差价补给了卖家,两人满意地各自离去。

阿锦对这种“装孙子”的行为感到疑惑:“为什么要自己掏钱解决纠纷?明明是这个买家胡搅蛮缠。”

老董说:“他们争得不是钱,是一口气。我掏的也不是钱,而是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围观群众们觉得此事已了,公交站马上也能恢复正常秩序。”

有时候,没有“泥瓦匠”给的台阶下,小事也会成了大事。近年来,路人从口角演变为伤害斗殴甚至致人死亡的案件并不少。

近日,成都某区一案件宣判: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舒某、叶某因变道琐事产生口角,为泄一时之愤,在高架桥上恶意驱车追逐、别车斗气,最终酿成6车连撞、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

更让人痛心的是,叶某的幼子也成了“事实孤儿”。孩子本在全家驱车前往游乐园的途中,却因父亲意气用事,亲眼目睹了母亲丧生的惨状,而父亲也随之锒铛入狱。

资料图

在采写中,当我问起其他省市县镇的基层民警时,他们告诉我,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都遇到过。

对于很多民警和基层工作者来说,调解绝不意味着玩忽职守,而是解决群众细微矛盾最普遍、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手段。在双方当事人互不相让时,调解工作能让双方先冷静下来,考虑之后所消耗的成本是否值得。

“打架是占比超过 1/3 的警情类型,体量大,要处理好也不容易。法律法规虽对此有着严格的程序和界定,可在现实处理尤其是家庭内部纠纷时,真不顶用。”某位所长告诉我,“有时候刚性执法,其负面影响远比调解大。”

一次,辖区内的一对表兄弟,因琐事打架,闹到了派出所,民警小刘依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二人拘留。

矛盾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升级。在两兄弟拘留期间,两人之间的纷争激化为两个家庭的群殴——甚至连两家70多岁的老人都下了场。

“两家人都说拘留会在孩子档案上记下不光彩的一笔,以后前途大受影响,互相怪罪对方。新仇加旧恨,越想越气,就演变为斗殴事件。”

后来记笔录时,两家人都十分后悔,就连小刘也有些自责——长辈们在调解室中将怨气合盘托出时,才知多年前的旧恨竟是误会使然!老人互相拥抱痛哭流涕、泯了恩仇——但亲人之间的聚众斗殴案底,却泯不了。

群众纠纷中,当事人的固执冲动和民警调解的作用,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而成功调解和圆满解决之后,各地派出所收到的诸多锦旗和感谢信,很多人也看不到。

“大多数调解,当事人和调解人,追求的都是事情怎么去解决。”老杨感叹,“有些网民一听调解就反感,一定要分出个‘是非对错’或者追求‘真相’,甚至比当事人更在意来龙去脉、细枝末节。可一些‘真相’的细枝末节出来后,对很多当事人及家庭又是二次伤害。”

在群众心中,警察是秉公执法的化身,理应为自己主持公平正义。诚然,面对犯罪分子时,他们是出鞘的利刃。但更多时候,基层面对的不是“黑白分明”的“大是大非”,而是众生百态的大情小事、纷繁复杂的“罗生门”,是依靠公序良俗、道德判定的柔性空间。

大多数群众矛盾在调解后解决了,事情已毕,他们自然不会再发声。因此,幸存者偏差使得一些调解未能解决或恶化的事件霸占了公众的视线,从而影响人们对于基层调解的作用形成理性客观的评判。

02

“打架斗殴如果简单把双方都拘留,办案时间就个把小时,但进行调解,往往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和精力。调解纠纷,成本其实更高、负担更重。”

一桩亲戚之间的纠纷,前后耗费了马所长半年的闲暇时间及春节。

“2020年2月,吴兵准备新建一条入户路到家门口,但需要经过伯父吴学的田地。亲戚们协商后,吴兵动工修建完成了入户毛坯路工程,还履行了一个《土地调换协议》。”马所长说,“但修路的过程中,土地权属使用等纠纷很复杂,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

巧的是某次口角后,吴学家的耕牛不知何故死了,吴学怀疑是吴兵家人所害。民警第一时间把牛的胃内容物送至物证鉴定中心搞鉴定,鉴定出来其中不含农药。但吴学还认定是吴兵所为,一气之下,将吴兵修建的入户路挖毁。  

此后两家人互不相让,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到了宁可不外出工作和劳作,也要互相使绊子的程度。

村子里大家都沾亲带故,两家均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生怕“把亲戚送进去后,在村里没法做人”。村民、村委会及警察曾多次调解,但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吴学妻子到区政府去上访,举报警察办案不公。吴兵则以公安机关不作为为由,先后多次向“省长信箱”、“市长热线”投诉,在网络论坛、社交平台提出诉求。吴学更扬言要以暴力手段解决。

《信访工作条例》部分内容

类似吴家纠纷的案例多不胜数,矛盾双方均认为自己更占理,不断发声要求“公平正义”。去年此时,成都“49中事件”发生。读者朋友们或许还记得当时网络上众多“当事人”、“知情者”的小作文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情况。

对此,一位政工民警无奈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全民发声的时代,舆情随时在发生。当自己涉事时,一些人要求民警对对方依法执行、重拳出击,又要求民警执法同情自己这个弱者、给予人性关怀;要求民警执法不要被他人舆论裹挟,又要求民警看到民意、符合自己的呼声……中国人口太多了,事情一旦扭曲发酵,哪怕只是一小戳声音也是惊人的压力,最后通通给到了基层,说真的他们太难了!”

2020年12月,马所长调任当地处理纠纷时,正处在这种当事人互不相让、据理力争的舆论压力下。他多次实地查看土地情况,到双方家中听取当事人意见,分别进行恳切劝说。就连春节期间,马所长也频频出现再当事人家中,给他们讲法律、摆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做思想工作。

吴兵、吴学以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被马所长的诚意打动,当事人表示愿意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议书,两家人握手言和。村主任连连称赞:“终于都满意了,给我们村上化解了一大难题。”

一场纠纷化解的背后,警察面对的情况,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警察付出了如马所长一般的精力、苦力,却没能获得多少战绩——因为“和稀泥”,本身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社会阅历甚至个人魅力。因此,很多警察感叹:“说警察调解是为了‘躲麻烦’、‘不作为’,真冤。”

03

而让民警们感到更“冤”且“忧”的是:群众之间很多纠纷调解,本就不属于警务工作。

常被“12345”政务部门或联席会议其他单位甩来一堆“无效警情”的老尧说:

“多年来,各级政府建立了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检察机关的司法所和政府各职能部门是纠纷调解的主体单位。我们公安部门是参与者和协作者,但搞着搞着公安变成主导单位了,哪个部门的职责都让公安来。”

另一位青年民警补充:

“比如,噪音扰民,这本该找城管。小区扯皮该找社区和居委会。最离谱的是欠钱纠纷,要账的希望警察给他制服老赖,结果老赖报警更快——因为经济纠纷不属警务范畴,应该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老赖反称:‘非法催账的堵我门,警察快来维护小区秩序把他赶走’。”

在警力严重不足的当下,政务部门若不积极履行职能,将无效警情和海量纠纷调解都压在公安部门身上,公安部门的大把大揽,不仅事倍功半,既难处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群众诉求,也将逐渐扼杀基层组织、政务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凝聚力、生命力。

但在本次采写中,笔者发现,比起很多地区基层民警谈及处理“民间纠纷”的疲惫,有2个地区的受访警察显得“别具一格”——织里和成都。

织里民警阿乐说:

“很多基层派出所70—80%的精力被牵扯在鸡毛蒜皮的群众内部矛盾上,我们以前也是。但这几年警务改革,现在有了一个调解中心,会把非警务类的警情分到调解中心去,极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阿乐口中的调解中心,全称是“织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是警务改革试点中,织里基层社会治理“亮眼成绩单”背后的进阶秘籍。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作为40万左右人口的特大镇,织里调解中心1+9+N的“信访超市”,将分散的各部门功能协调在同一个地方,接单后分类处理、对症下药。又借助社会组织、专业领域对口的调解力量,组织了“老兵驿站”、“平安大姐”等特色队伍进行帮扶及关怀,使群众矛盾在短时间内就地化解。试点近三年,中心共化解调处各类矛盾纠纷数千件,成功率极高。

同样进行警务改革和纠纷调解试点的还有成都。天府新区“一站式”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在2021年接待讨薪民工2082人次,调解事件涉及民工工资7600多万元,在“国家民生示范工程”中获奖。我就此事询问成都司法专家,他回答:“现在诉源治理,一站式纠纷处理搞得如火如荼。每个区都有不少司法所/人民诉讼法院/适老法院/调解中心。”

M市另一位此前几乎只同材料打交道的高级别机关干部,则对这种变化颇有感触:“(走基层)才明白了好多民众和基层民警、社工的生活百态。为了化解群众矛盾,现在我做了很多以前没想象过、也做不来的工作。”

当我把此类感慨告诉民警们时,他们感触颇深,有位民警更是笑出了声:“真该把大法系专家们也派到最基层,调解几桩群众矛盾试试,免得想些法规草案不接地气!”

专业调解力量的介入和民众力量的唤醒,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基层谐与稳定,但调解工作并不意味着“各打五十大板”和姑息违法犯罪。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法规对罪恶重拳出击的同时,通过调解工作普法律、讲道理,把公序良俗立起来,让社会保持对法律与道德的遵守,工作开展才能高效有力。    

04

矛盾纠纷要实现就地化解,单靠部门力量是无法满足的。“枫桥经验”之所以历经数十载风雨洗礼和实践检验,正是因为这一经验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本文中,啃下硬骨头的马所长曾感叹:“最后能够调解成功,离不开大家。”在马所长多次贴近乡镇村组的过程中,不仅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摸清了村委会、村组群众们的具体情况。将工作触角扎根到群众之中,才终于“化解了大难题”。

毛泽东主席批示手迹翻拍。项菁 摄(图自中新网浙江新闻)

而众多难题中,若矛盾当事人是老人等特殊群体时,要想解决问题、党政干部更离不开群众。

某年夏季,某派出所频频接到来自同一个新建小区的报警电话——清晨,小区中央的绿化小公园里,出现一群老人集体“撞树”,吐纳大吼或载歌载舞,而小公园依托围成一圈的密集高楼,形成了天然的聚音和回声效应。小区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物业、社区、城管及派出所反映。

面对头发花白、执意撞树的老人们,民警也只能以劝导为主,警车一走,老人们又开始了“养身活动”。如此反复,不是个办法,于是业主开动脑筋、群策群力,寻找并集结了周边数个小区酷爱练太极的老人们,组建了太极养生团并为他们推荐自己小区中的小公园。

之后数天,在两拨老人争夺“地盘”的时候,执法大队出面给“撞树团”普法规、讲道理,业主们或去现场支持“太极团”或在楼上怒斥“撞树团”扰民。没过多久,“撞树团”便仓皇而逃,而小公园也逐渐成为周围居民们“上午太极-下午喝茶/麻将”的“团建”基地。

资料图

这个几年前智斗“撞树团”的小事,以及近三年疫情中数不清的案例,使人不由得想起:60年代,毛泽东主席批示各地效仿、试点、推广“枫桥经验”,并指出“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群众纠纷调解和社会稳定,仅仅依靠公安部门必将独木难支,政府部门各司其职也非高效之举。基层需要“手艺高超”的“金牌调解人”而非无原则“和稀泥”的“泥水匠”。

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在国内外巨变之期打开新局面、拓出新天地。纠纷调解如此,防控疫情如此,整个社会治理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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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基层治理 警察 纠纷调解 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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