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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鲁迅28岁。初到时，仍着学生制服；或穿西装。彼时他摄有照片：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戴领带，短发短髭，眼神炯炯，英气勃发。而学生中却仍有留长辫，穿长衫者。部分学生较鲁迅年长，他们在背后戏言：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
从国家与每个人的关系上看，教育还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对国家和社会更好？如果将教育完全交由市场化，就等于放弃了非常重要的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而这恰恰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重要的政治功能。
我国法学学者对自己国家中已经和正在出现的问题，敏感度和自觉关注程度还有待提高。许多学者习惯从外国法律或外国学人的著作中寻找所谓的研究题目，再去找中国实践中的不足，藉此获得所谓“启示”，反而忽视了自己国家在很多方面比较成功的经验。
在新百年，QS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上清华领跑亚洲，但是少有人知道，当时QS排名要求清华的就业数据删除掉国企的部分，只保留外企和私企，被清华断然拒绝。
城市广泛而严重，甚至是疯狂的课外补习和择校竞争，有论者称之为“剧场效应”，那就是如同剧院看戏，不知何时何故有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被迫跟着站了起来。但这个类比并不恰当，甚至是误导的：将问题指向了对剧场管理不严，而非检讨剧场的设计。
B县某城郊中学，2016年对刚升入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进行学业水平测试——初一学生共有303人，语文和数学加起来超过120分的仅有39人，这意味着语文和数学都及格的还远远达不到39人。这个中学还地处城郊，基本上算是除了城区中学以外最好的中学了，其他乡镇的成绩可想而知了。
父母为了孩子能够上好一些的学校，不仅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要花费很多费用。我不止一次听到新来的国内移民父母感叹：过去一直以为西方教育有什么魔法，孩子和大人不用那么辛苦，而孩子又能学到知识，还能学好知识，现在终于知道了，和国内没什么两样。
家长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反性侵教育面前，惊慌失措，生怕自己孩子受性侵，于是弓杯蛇影，整日提心吊胆，陷入了漫无边际的集体恐慌与集体焦虑之中。原本是为了爱孩子，最终却成了害孩子，也是主流反性侵教育模式的始作俑者所料不及的吧。
学猪叫怎么了？歧视猪？毕竟都是无伤大雅的模仿，也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伤害。不过在我看来，小猪佩奇其实是部成人片。孩子可以看，大人更应该看。为什么？下面就来一条条说。
托儿所带班老师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清洁工，甚至比保安、洗衣工、钟点工都要低很多。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事出必有因。托班老师的收入是一个市场价格，也不能逃脱市场规律。
这个时代的学生应该有平视中西的视野、贯通中西的抱负。现代的专业壁垒困不住《论语》等古代经典。学好西学才能学好国学，否则对中国学术的解释工作，无非就是找国学材料去充实那些或时髦或过时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框架，做海外汉学的仆从。
因为物理比较难， 而更有可能选物理的，可能在以英文为参照基准的英文考试中考的很好，那么物理的加权调整就向上调，他们的大学录取分数就高了。同时一些大学还给选学物理的学生奖励分数，也变相鼓励了学生在高中选修物理。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最近该报与NBC新闻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对大学文凭价值的信心正在下降，多达一半以上的年轻人、男性公民以及美国农村地区居民认为，大学文凭所带来的收益难以平衡为其付出的成本。
中国大学的教职人员一般不会抱怨国家不给力，因为在科研投入方面很难找到比中国更给力的国家；他们的诸多抱怨往往源于大学设置的绩效考核。多如牛毛的定量标准，比起企业里的KPI，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笔者在清华新闻网不完全统计，2017年上半年，清华学者在《人民日报》“理论”“评论”的署名文章，不超过10篇。而且在录用稿件时，作者的背景是有明确的门坎的，一般都是知名高校的国内顶尖学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大学建设，从院系调整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重点大学再到985、211工程，此次“双一流”酝酿数年，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双一流”名单究竟是如何构成的，谁又能成为此轮中国高等教育超级工程最大赢家呢？
一些“网红”翻译被赞“信达雅”，严复他老人家估计能从坟墓里跳出来！对翻译来说，没才华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具备踏实认真的态度。反对“浮世三千”这种所谓的“信达雅”，就是反对一种浮夸、跟风和以次充好的风气。
从地域分布来看，“超级中学”都位于省会和大城市，极少有省重点中学位于县级行政单位。高中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明显有利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家庭，而生活在县城和农村的家庭只能自认倒霉。
我自己预测，10到15年后，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应该至少是两个美国、十个日本，中国将成为绝对领先世界的社会主义一流强国。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就为这种未来做好准备。
家长资源显现出的差距与其说是个人的和家庭的，毋宁说是社会的。家长的职业、社会声望与地位等社会资本作为可利用的“资源”纳入到幼儿园教育，是否损害了教育的公平与公正？而这些折射出的可能是幼儿园教育作为公共教育边界的模糊及其责任与职能的式微。
最近，教育部相关人士称，某些“让孩子退学上私塾”的行为可能违法，随着这一表态的做出，一个堪称中国教育界老生常谈的问题又一次引发了热烈讨论：以教授所谓“国学”为主要授课内容的“私塾”是否有其作用？
进入大学后，往日的苦读极易引发厌学、弃学式的反弹。极少数学生沉迷于武侠小说、网络游戏，更有甚者，沉溺于网络黄毒。我所在的大学每年都会有几十名学生，在大三时拿着大专文凭无奈退学，自己追悔莫及，家人痛彻心肺，多数是沉迷网络游戏造成的。
我们的教材尽管存在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是不存在方向性的问题，也不存在所谓西化的问题，更不存在反党反爱国的问题。这些所谓的争议，实际上是一些别有用心的、非专业人士站在各自不同角度对语文教材无端的指责，借故用文言文、古诗、鲁迅这些话题作掩盖。
学而思等校外辅导机构，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影子教育”，影子必有实体，那就是学校教育。民办培训机构不断渗透是一个世界现象。如何应对民办培训机构，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世界上也有不少经验。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加强在全球学术研究领域的竞争力。我们见证了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全球排名的快速提高，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也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崭新的、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还将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特别是创新和创业能力的提升。
哈佛大学被亚裔提出诉讼，被指在招生中存在歧视。这看起来是关于种族歧视的讨论，但更深层次的是关于社会如何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
对于志愿填报，总共考虑的因素包括大学、专业、城市和分数四个因素，好的志愿填报就是这四个因素的合理搭配。考生和家长务必了解的今年所在省份填报志愿和高校录取的政策，同时还要获得目标高校的录取分数信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类考生。
北京大学从今年开始要全面推进不区分专业。虽然学生高考进来后是有专业的，例如有些学生是物理系，有些学生是中文系，但进来后课程全部开放，全校自由选课。教授们担心的是，它的结果很可能把北大变成一个大商科即大光华学院：所有的人都去学商科。
把孩子送到英美发达国家接受精英教育，一年近三四十万的花费、至少十年的周期，让所有中产阶级家庭望而却步。所以为什么英国“一年制硕士”会这样受欢迎，最重要的是这种一年制硕士也就二三十万的花费，去伦敦贵一点，去香港便宜一点，是可以承受的范围。
当中国高校不断倡导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一流大学，引进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种种高等教育实践经验时，往往以偏概全地扩大了海外教育的优势。美国高校表面上呈现出高等教育充满活力一面，其实内部已经千疮百孔。
全国一卷的作文题因其紧扣时事政治而反响最为热烈，但是有关评论也最为两极分化：一方认为，作文题紧扣时事是进步，更能考察学生的思想深度和写作能力；另一方则认为，这对于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比较弱势的农村考生不利，不如以往务虚类作文题“公平”。
我在面试中只问了一些高中普通化学的基本问题，连续好几个学生都回答不出来——这些人咱哪敢用？最后有一位学生勉强答出几个问题，算是过关。可是她在接下来的测试中，配不平化学方程式，还能把摩尔浓度算错，这可是国内高中一年级化学课的内容啊！
来来来，敲键盘，说说当年那些高考事儿。为迎考，老师窗外偷看，校长暗地巡逻，班主任绝情灭早恋的爱恨情仇；什么“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生时何必就睡，死后自会长眠”的口号标语……尽管吐槽！
高考自1952年建制以来，经历了由统一—分散—统一，由取消到恢复，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曲折过程。建国初起步、1977年恢复、之后变革，再到1999年扩招，高考的每一次变化，背后有着重要的考量。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关注孩子，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是，往往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关注就转化成对孩子的高要求、高标准，把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进行攀比，唯恐他们落后于人。
为什么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汉语？这背后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吗？白乐桑一直认为，经济这一个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汉语热”。现在和白乐桑学汉语的年代已经不同了，汉语有了明显的使用价值。
成都一个航发工程师，觉得做一枚螺丝钉人生格局太小，自己开了私塾学堂，还送儿子到不同的私塾学堂学习，与经典为伴。有读者评论说，不但废了自己，而且还要废下一代。私塾出来的好孩子太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李大钊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哪个没有上私塾？哪个读傻了？
别看美国平时说平等、自由，在毕业典礼可是等级森严。全校GPA最高的那个人，就是代表全体毕业生做演讲的人了。既然让我来分享，那么我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吗？不是。主题可能是校长或者教授们集体定的。他们还建议插入一些诙谐的段子。谁知道做毕业典礼讲演者还要有说相声的功底呢？
2014年我参加了一场社会学年会，发现特邀嘉宾们虽然大多是名声如雷贯耳，讲稿的内容可不一定都能名副其实，学会成了学术圈子的一次年度社交茶话会。 而且我们必须要正视学术与行政、政治已经是血肉交融的现实，以此理解学术圈子的这套运行规则和逻辑。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考上大学，但这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压力测试，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勤奋努力、向上攀登的价值观，将来做个蓝领工人，也可以成为大国工匠，做个农民，也一样能勤劳致富。
国足参加世界杯，球员踢着玩，强身健体，输赢无所谓，球迷能答应吗？为什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存在高考这样一个竞技平台的前提下，抓应试教育就错了呢？这个世界，只要还有国家存在，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大同，一定是丛林法则。美国打伊、叙，实力摆在那，冤枉你，又怎样？
现在的教育体制内，批评应试教育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有领导提醒我，你可以暗地里抓成绩，对外宣传素质教育。我纳闷，我党一向提倡实事求是，如果觉的是正确的事，大家都在做的事，为什么非要鬼鬼祟祟？
近日网络上传播甚广的一则“划线乘法”的视频，引发了读者对中西小学教育中计算方式的讨论。这个“划线乘法”视频出现的缘由是什么？那么，对国内儿童耳熟能详的“乘法表”和“乘法口诀”，西方的孩子学过吗？
问一位六十年代读过某名校的妇人，还记得大学同学的芳名吗？你跟他们还联系吗？妇人眼皮翻了翻：忘了啊，没有啊。再问一个中青年：你们有毕业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的同学聚会吗？厉害了！他甚至没有听说过！
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应该处于一个什么角色，能起到什么作用，又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我们的大学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命题上。现在最大问题是好课太少。毛尖老师上“爱情”课，甚至还有老师、毕业多年的学生开车来听。
这几十年来中国迅速现代化与中国的教育，特别是数学教学的成功是严格同步和完全正相关的。短短的一百多年，中英两国的数学教学的前后对比太具戏剧性了，我想我们的前人无论如何不会猜到有今日之结局。
大学工科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制造2025”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工科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上世纪初，美国、加拿大便开始试行“合作教育”，学生在课堂和工业实践间往返。
从哈佛大学到中国，研究人员都对算盘这一工具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使用算盘的学生往往比使用现代方法计算的学生学得多。我决定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一起参加珠算课程，学习算盘算术新技能。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珠算竟然可以提升个人的数学自尊心，改变了我的生活。
传统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可以增加学用结合，积累实践经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则以半工半读办学理念把当地变成了加拿大的“硅谷”。在科技进步大大改变生产和商业模式的今天，传统教育制度已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求， 也许半工半读产学结合是一条新路。
义务教育阶段取消英语，只能导致人们从公立以外的地方弥补，它就必然走向商业的、小范围的、富人有穷人无的方向，等于变相剥夺了部分孩子的英语受教育权。我虽然赞成适度地减轻学习负担，但不赞成大力推行所谓的轻松教育。
走进教室的是一个大叔，童子军的穿着，童子军的圆圆帽子，童子军的背包，还有童子军的短裤。香港秋天的这天气，倒也合适。他摘下帽子，说“我哋即刻上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广东话。他开始用广东话介绍我们的课，介绍德语。我只能听懂一点点。
教育部在中小学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使大众再次重新审视和梳理那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从柳条湖到卢沟桥，绝不仅仅是“局部”与“全国性”抗战史观的分野，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抗争精神的成长之路，也是屈辱与复兴的历史辩证法的见证之途。
乌干达的一位学者在清华的讲演中提过一个问题：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基础建设的投资，但当地人还想知道，中国到底要给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新秩序？这不仅是知识的问题，也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这对大学将来的变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不久前，台湾教育专家李贵玉女士谈大陆教育，说到“在大陆上课很紧张，只要发言的小孩说得比较慢，马上有十几个尖子生争着举手”。而日本的课堂上，学生会耐心等别人答题，师生是学习伙伴。但她看到的是日本的骄傲，还是日本的“病兆”？
“如果将来有权势，我会杀了这个学生全家。”当时馨和我说这句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出自一个女老师之口。自从当了心理教师，很多中学教师朋友经常请我帮忙处理学校的霸凌事件，但这次不同的是，我的辅导对象却是班主任……
现在高校重点人，不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就是我们引进来的。他们养成了那样一种思维体系，已经形成一种类似于生活方式的东西。学生们一旦接触到，就很容易被蒙蔽。讲台上面照讲，下面学生该干什么干什么。从效果上看，内容似乎很丰满，效果其实很骨感。
留学就是家长的一场赌博或考试，题目是等孩子长成以后是中国好还是外国好。考的是家长的眼光和判断，赌注是孩子的前景。赢了，皆大欢喜；输了，时间不会倒流，有的已经没有改变的可能了，有的虽然还有重来的机会，但代价是不会小的。
“上海将收紧国际学校”“2017义务教育又要变天、双语学校或将受重大冲击”等说法在朋友圈和各个升学群流传。有媒体称这是“上海民营学校的第一场雪”。英国《金融时报》则发文《中国孩子会“去国际化”吗？》，煞有其事地说起“真正的输家”。
在华人社区当中，最古老也最赚钱的补习班还真不是那些SAT或数学补习班，最热的是中文补习班。补习班之间还经常“打架”，台湾和大陆的“繁简之争”都吵到国外了。家长们一边掏钱一边催着孩子学中文，可一不小心又掉进了商人的“套路”。
北大考试院院长最近称，“四大名著”并不适合儿童阅读。《水浒传》满是打家劫舍，《三国演义》中充斥阴谋诡计，《西游记》里蕴涵佛教色彩，《红楼梦》大讲“色空幻灭”。“少儿不宜”就像一个紧箍咒，完全是人为施加的，在这个紧箍咒下，还能有好作品逃生吗？
一位华人家长吐槽：打开儿子的课本，基本上每一页都是“与你的小组协作”,“准备在课堂分享”，“头脑风暴”，“与你的小组讨论”，“在课堂上解释”，就像文革时，说什么之前先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
黄金紫是交大致远学院2013届毕业生。他对“一根棒棒糖可以舔多少次？”的研究，运用数学建模方法，模拟自然界的溶解过程，发现直径一厘米的棒棒糖，要1000次才能舔完。黄金紫通过这一研究寻找和破解固体在水流中溶解的规律。学习的目的在于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好奇，自发追求自己的兴趣，体验主动探究带来的快乐。
成功学主导下的个人奋斗，房子车子，妻子孩子，这些是人的基本权利，并不应该被嘲笑。但我们应该警醒的是，房子是你自己住的，但房价是社会问题；爱情是你自己追求的，但婚姻是社会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社会结构里，很多问题已经无法依赖个人所能解决。
过去，批评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最喜欢引用的是“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当时的公知尚且尊敬《陋室铭》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精神。现在，中国大学培养的学术人才不断涌现，有人却说宿舍简陋说明在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问题上出了偏差。
大学里，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尤其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我们的很多专业课，相对于世界名校来说也并不逊色。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比较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即所谓“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近年来，某些理工科专业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状况：企业求贤若渴，学子走投无路。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矛盾而尴尬的格局？原因出在教书育人的高校：很多理工科专业的教学方向存在根本性的偏差，没有构建出“产、学、研”一体的有利格局。
时常有人说，我们美国需要更多的科研人员。不过，如果说到其中一些最理想的科研岗位（那些开展最激动人心工作的终身教职），那我们博士生的数量就过多了。许多人拼了命地往里挤，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很多年里，他们领着微薄的收入，在压榨他们知识与青春的体制中挣扎
只有不停地追逐梦想的人才会收获人生中最大的快乐。这是两天前，在交大致远学院的毕业典礼上，2012届毕业生谈安迪告诉我们的。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四川锦屏山中2400多米埋深的地下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追寻暗物质直接探测的梦想。
目前“一刀切”的减负政策，不仅无法造就杰出人才，在人的基本素质培养上也基本无所作为，甚至有所倒退。部分地区的高考改革将使得未来许多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是“科盲”，非常不利于国民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的提高。缺乏科学精神，中国将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曾有一名中国的本科毕业生想去澳大利亚著名学府新南威尔士大学深造。他委托的中介机构看到他的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就帮助学生修改了成绩。但临近毕业时，澳大利亚的大学对学生做背景抽查，发函给该学生在中国就读的那所大学，结果发现该学生入学时提供的成绩不真实……
通过这个工作，我切实体验到清华大学资源的雄厚：如果不是孔令航同学受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的资助正好在MIT访问，我很难鼓起勇气与Wilczek他们主动联系，进而获得合作的机会。在初步完成理论分析之后，我们又能立刻在本单位找到实验组完成对理论的验证。这种种便利条件，国内无出其右。
我们希望更多香港人能够注意到香港的这次机遇。对于年轻人的改变，每一代都说一代不能和一代比，有的是好，有的是坏，但我相信只要环境是开放的，有竞争的压力在，年轻人必须要跟着时代大势去发展，不能停留在后面。
就这么几本书，翻来覆去用了这么多年，而且除了秀才、举人、进士三级考试，还有拔贡、举人大挑，以及秀才的平日考试，名目繁多，年年考，每个省都考，能出能用的，也基本用得差不多了。考生们复习起来自然比现在方便得多，教材就摆在那里，背熟就得了。但这对考官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
1957年，前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给欧洲国家极大的震撼。于是欧洲开始学习苏联，在高中教育中引入向量和矩阵等高难度知识。当时，日本也遵照欧洲诸国，加大高中数学的难度，然而很快社会开始对这种“填鸭式教育”展开批判。于是，日本社会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有这样一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这些据说都是“落第秀才”。问题是，这四个字怎么会沦落到安慰高考差生的地步？这身份是你想要就能要的吗？
最近有几位年轻朋友向我抱怨“就业难”的问题：他们在985、211高校都有华丽的学历。可是一到毕业季，就业的压力便来得格外残酷。我对这些年轻朋友表示深深的同情。客观地说，他们都是勤奋向上的好青年，而文科专业今天的“就业难”，恰恰是文科专业十几年来“野蛮生长”的结果。
小学生教材西化，甚至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可能，这样耸动的观点值得各方，尤其是教育界人士注意。但认为“萧红回忆美好童年就是美化民国，梁晓声描写60年代辛劳的妈妈就是抹黑共和国”，这个逻辑就比较勉强了，也偏离了讨论的逆向种族主义主题。
无论对于信众还是对于非信徒，对圣经的“祛魅”都是一件好事。就好比一个孩子，你越不让他做什么，营造神秘的氛围，他就越容易对其念念不忘乃至奉为神明。让中学生在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前提下学习圣经文学，是“祛魅”的重要一步。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现代学术圣经研究已经发展了二百多年以上的年代，更有幸生活在一个圣经文化圈以外的强势文明当中，这让我们更有条件以一种平和而尊重的眼光去看待圣经。
中国古代学额制度是政治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载体。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资源和权力在基层的分配。秀才是清代基层绅士的主力，入学，成为秀才（生员）是获得进身和入仕的第一道门槛，意味着摆脱了“民”的身份，拥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
在高考前，你是亚里士多德，是达芬奇，是斯科特船长，是丘吉尔爵士。你希望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高考是古典时代通才的葬礼。高考后，你是银行家，是程序员，是画家，是建筑师。你是一枚专业的螺丝钉。但是，既然你所在的是大学，不是职业训练学校，更不是岗前培训班，我认为各位的通才教育不应该停在高三。
4月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120周年校庆活动中，92岁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毅然推开为他准备的椅子，站着为学子们演讲，感动网友。同一天，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逸夫会议中心，全场听众为另一位92岁老人热烈鼓掌。他就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权威卫兴华教授。
神童魏永康读硕遭退学的事，又被一些媒体翻出来了。我14岁上科大，对神童的事想来有些发言权。太小受到媒体关注，对他（和很多其他神童）是个严重的损害。好比人家本来能达到100，媒体搅和一通说不定给搞成50，然后又来拿人家的不足大做文章，这样是很不道德的！
一所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学，一为激情满怀的魅力校长，一次人文情怀爆棚的讲演，堪称经典！
随后，学校领导请江泽民同志给大家讲话，江泽民同志一定要请朱物华、张煦等老教授坐下后，才走到话筒前。他说：“首先，我是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回到母校来的，今天是我们交大建校一百周年，我已经把千言万语浓缩到一盒录音带里面。”
今天是上海交通大学120岁生日。120年来，饱经国民革命军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中国近现代史的风霜洗礼，交通大学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翘楚与学术重镇，创建于19世纪末的交大，度过了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20世纪，相信也将在21世纪承担中国学术发展与回馈社会的任务，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交流汇通”它的所有成就。
四个清华北大学生因发展不符合亲友的高预期而压力山大，中产子弟从名校毕业后在求职时“高不成低不就”，因上升无门而无奈和焦虑。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其实他们已经“迈过”中产这道坎了。
取消中考、实行12年义务教育、高中就近入学怎么样？最近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特级专家何水法教授提出的意见收获了一片好评。这一建议，理论上将有助于提升国民知识水平，财政负担也可以承受。但这意味着农村孩子升入重点高中，竞争大学名校的几率就更低了。这样公平吗？
有媒体看到了撤校并点政策增加了农民的教育成本，交通不便利的地区，撤校并点后学生只能“跋山涉水”去上学，乡村教育从“读不起”的问题演变为“走不动”的问题。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撤点并校政策被叫停。夏校长认为，这或许能保护农村学生“就近上学”的权益，守住的却是质量低下的小学教育。
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院长甘阳被青年教师李思涯殴打，各大高校论坛上为打人者叫好的不在少数。甘阳多年来一直反对高校公司化，反对仅以论文数量压榨教师与学生，现在却被部分媒体和网络舆论打造为高校体制代表，是不是该反思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了？
大多数平民认定只有“中产”以上的生活才算“活的像人”。和过去相比，尽管我们的收入有明显增加，但这个“中产”目标和当年的生活预期相比增长更快，所以我们觉得生活压力比父母一辈还沉重。为了避免二胎导致自己或后代无法实现预期的生活水平，我们宁可放弃二胎的机会。
大学招生存在着一条基本的逻辑链，那就是“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一定，重点大学招生规模一定，必须依靠一定的手段筛除足够多的学生”。高考的难度不够高，高校必然要采取附加手段选拔，这是不以官员和百姓的意志为转移的。限制自主招生，重点大学就要“曲线救国”，寻找新方法筛选学生，比如“慕课”。
我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社会谈中国政法大学色变，我们法大坚持聘请相关专业领域里的杰出人才、专家和大师做兼职教授的政策不应变也不能变。同时也请社会对法大师生的质疑精神给与理解，学法的人思维定式就是怀疑和质疑，否则当律师的打不赢官司，当公检法的破不了、判不了案。
我曾经接触过一位选择历史作为GCSE考试科目的英国中学生，他备考的方式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找往年的考试卷、考前狂背各知识点。考后不久再见到他，跟他聊起考试的情况时，他长舒一口气，开玩笑说，以前所学的内容如流水般在脑中过而不留。
香港知名的补习社现代教育近日开出了8500万港元，招募星级导师林溢欣。吓死宝宝了，香港就这么缺人才，价格这么高？难怪港府花区区2000港元日薪招募修建京深港高铁的工人，无人问津。不过，8500万港元的价码在香港，要真成了人才跳槽的标配价格，哪里还会出现港星北上漂的景象。
1935年，冯友兰到牛津、剑桥，发现英国大学“重点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训练学生怎样生活，生活包括玩耍，明显一点说，就是教学生怎样享福。这是封建贵族传下来的风气。”最近，香港知名补习社开出8500万港元的年薪招募补课教师，又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所谓的英式教育没在香港生根，开花结果的反而是应试教育。
这两天，香港大学又有2000名港师生着黑衣游行，抗议校方没有任命陈文敏当副校长。陈文敏曾是港大法学院院长，被指纵容和包庇戴耀廷等人发起“占中”行动。港大一直被认为是香港最好的大学，但在近期出炉的几个权威大学排行榜上，排名全都下滑。这是为什么？
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学校，还有一项中国需要学习的重要东西，就是他们的公民教育，相当于中国的政治课。意识形态的灌输很猛烈，但并不生硬。这里的孩子长大以后，几乎个个都对那一套心悦诚服，不相信外面还会有更好的价值观体系。
捐款人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些个性化要求，中国和西方大学这方面的情况是相近的。所以全世界用捐款建起的大楼或实验室很多以捐款者的名字命名，一些西方大学还会应捐款者的要求开设特殊课程，还有非西方国家捐助者要求专门给处女提供奖学金等。
法国的精英教育制度，其实和中国现行的制度很像，那就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一点与美国常青藤名校那个难以捉摸的“综合录取”相比，倒是让中国人容易适应得多。法国的教育共和传统非常浓烈，三项原则高悬门楣：义务、免费和非宗教。
大学生活本身就是从确定性思维到批判性思维，从随流从众到内心觉醒的转变过程。独立，是你们人生必经的道路。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们能够开始自觉地走向独立，在你们成长的道路上，不要害怕失败，更不要拒绝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