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要为时代为社会立言
自从《秦腔》和《古炉》出版以后，有相当多的北京和上海的评论家，他们有一个观点说，我的创作完成了对中国文学的一种叙述。在这之前，大量的是西方翻译期的那种文学样式。这些评论给我了一些思考——就是说，怎样使作品写出来既有时代感，又有中国的做派，叫人看了以后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写的小说，而不是中国人写的外国小说或者别的啥小说。我一直在创作中坚持一种理念：思想境界上一定要吸收全人类的东西，就是可以接受西方的一些东西，全人类的东西，但在叙事上一定要是中国式的，这样才能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既是中国的又超越中国。当然关于这一点我虽这么想但目前还做不到，但起码我有这么个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