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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象预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的模型很难形成可信的结论，因此围绕西北地区未来的气候变化，研究者还在不断开展研究。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应该相信科学，理性认识客观世界，盲目的热情可能并没有什么益处。
同样以制造业为发展核心，中国何以顺差巨大一再攀高？韩国为何转为逆差？原因不在看上去很美的高科技领域，而是不起眼的中低科技领域。韩国放弃了，中国没放弃，实际利润不低。
无论是华为还是中国，都低估了帝国主义的阴险和奸诈，在部分领域高估了自身应对“极限施压”的能力。整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不要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想着美国的制裁会留口气，或者只限制最先进的N代产品或N-1代。
当我们陶醉于这种美妙叙事，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终于赶超外国前辈们时，一些冰冷的数据又在提醒我们必须要清醒一点：放眼国内，除了比亚迪和特斯拉中国之外，没有一家车企能够靠卖电动车赚到钱，而比亚迪能赚到钱，主要也是托刀片电池的福。
一系列能源项目在中国落地背后，是中国、俄罗斯、中东为代表的上合组织与西方为代表G7集团之间的竞争对抗。传统“石油美元”帮助美国形成了资本顺差、贸易逆差的循环，美欧消费国、中日韩制造国及中东能源国之间稳定的全球化国际贸易体系被打破，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作为日本数一数二大公司的领导，丰田章男在日本工作，但是却要在美国国会宣誓接受美国法律的约束和惩罚！是美国的什么力量逼迫他作出这样的表态？是什么力量逼迫日本接受对其管辖权力的这种侵犯？
东方哲学强调的是存在方式，讲究中庸和人际关系。我多年前访问中国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美国人缺乏这一点，来到这里最久的欧洲人，祖上也只呆了大约300年。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资产，即人民、土地、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联。
总之，革命也好，改良也罢，梁启超至少讲对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读书人、士大夫、知识分子，想要改造群众，首先就要把自己改造好！
2021年，长三角的整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德国，接近日本。人均GDP根据美元官方汇率计算是1.8万美元。长三角2.36亿人民正在大胆探索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将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贡献。
民主的命运既不取决于西方，也不取决于中俄，而取决于“全球南方”。拜登政府正致力于提出一个完备方案来帮助美国应对南方事务，但相关官员承认方案尚未完成。中国对南方国家的注资多于所有西方国家的总和。美国若想促使南方国家走上民主道路，最好少说教、多倾听。
美国从击败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中知道，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的决定性方法是让其降低投资水平。中国在军事上并不依赖美国，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苏共，美国没法“谋杀”中国，正如高盛的研究所示，美国只能试图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
供应链、产业链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是一样的，都需要本地合伙人，在每个国家都要有合伙人，这样才能有共同利益，才能共享中国的增长和其他国家的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带来的共同利益，这一点非常关键。
目前我国约有8400万平台灵活就业者，占劳动力的10%。如果大量年轻人转向灵活就业，大量人员离开社保体系，谁来养目前的这些老年人？到时候社保基金的赤字一定越来越大，整个系统的抚养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的预算体系是一个建设预算的体系，不是基于家庭的支出体系，所以很少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现在中国应该有这个能力，让我们的家庭能够享受国家福利，有些免费、有些补贴，让家庭有更稳定长远、可预测的未来的政策框架。
“泡沫竞争”是场“胆小鬼博弈”，一旦陷入博弈，就必须参与到底。我们从日本泡沫经济中学到的经验是，泡沫并不可怕，关键是怎样利用泡沫。正确的做法不应是自残式地捅破泡沫，而是要把高泡沫带来的廉价资本投入到正确的产业方向。
目前充电桩运营商比较多，各有各的APP，数据没有打通、没有融合。希望日后我们能开发出携程网、美团这样的APP平台，通过这一APP即可访问全国的充电桩数据，从而提高充电桩利用率。
有外籍工程师给我看过一则向当地政府汇报用的视频，这个片子是一个怀孕母亲构想的，核心逻辑就是支持华为的基础设施建设，受益的是每一个家庭，服务的是每一个心系家庭的个体。
从硅谷银行的教训来看，有多道防线同时失守：银行高管没能管理好资产负债匹配和久期风险；投资人没能提前关注到银行资本不足；而监管机构在掌握大量内部数据的情况下，既没有针对性加强对硅谷银行的监管和压力测试，也没有对硅谷银行的潜在风险进行提示和预警。
三种方案可以并行不悖，分别占据一定权重。但如果要单独选一个方案，那应该是第三种。这意味着美联储要伪装成一个鹰派，同时默默地做一些偏鸽派政策，但美联储已经完美地演砸过一次，这次能吸取教训做一个更好的演员吗？
假如TikTok真的影响了美国舆论，那不光政客们很快就会揪出反面典型，将“通中”水军一网打尽，TikTok也早就会被封禁，拖不到现在。
任何金融暴雷都具有传播性，一旦恐慌开始传播，再健康的银行系统也会出现系统性危机。
这使得印度成为全世界最摇摆不定的国家，就像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宾夕法尼亚州或佐治亚州。印度会倾向哪一边，以及印度何时以及为什么倾向那一边，将有可能决定是美国还是中国主宰亚洲，以及谁会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优势。
我不赞成将乌克兰问题作为衡量中俄关系对与错、优与劣的评价指标，亦不能利用乌克兰危机来干扰、胁迫中国对外交往的独立自主性。不能让中俄之间的正常交往与合作，落入部分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制造的“话语陷阱”之中。
在大规模工业化以后，我国中速发展已经成为常态。中央政府应该守住债务界限，每年客观判断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张有弛地安排政府支出。
印度可能在软件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在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都有实力。中国仍经继续主导电子设备、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的零部件生产，没有哪个国家有希望在短期内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高校成果“沉睡”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高校和教师想要产业化带来的大量收益，却希望避免资本投入的风险。不到产业化的泳池中试试，是不可能学会游泳的。
对于美联储来说，一个方便的“解决”办法是：口头上坚持2%的通胀目标，但不明确何时实现这一 目标，无限期拖延下去再相机行事。2020年美联储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已经为这种处理方法埋下了伏笔。
有人问约翰·保罗·盖蒂为何选择有古典文学学位的人来经营他的公司，他回答，“因为他们卖的石油更多”——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石油行业是否有用，或者有才华的人倾向于获得古典文学学位，都与他无关。
美国通过联合果品公司随意控制洪都拉斯和拉美国家，多次策划政变，推翻不听从美国命令的政府，致使这些国家政局动荡不断。
当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听到，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致力于支持或帮助缩小全球南北发展差距时，我们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信号。说实话，中国一直在付出，中国从来说到做到。
美国政府只在接管银行后才采取了行动；这是一起美国政府“抢劫”硅谷银行的案件。美联储的钱呢？它应该在周四，周五提供紧急资金。如果他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就不用坐在这里讨论其他问题了；在解决这个问题前，其他相关话题都是在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中国必须依赖美国的消费，才能保住产能，否则再好的超级工厂都得关门。但是美国反过来，必须利用中国的产能才保住债务。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资产，美国发出的债务全是垃圾，市场上只有钱没有商品了。
跟沃克比较，鲍威尔现在面对的压力不过是毛毛雨罢了。他可能继续加息直到通货膨胀率确定受到控制。可鲍威尔的历史记录并不好。2018年的加息周期时他言之凿凿要坚持加息，但是没过两周他就改弦易辙开始大幅度降息和加大量化宽松力度。
俄政府目前采用阿格斯的报价作为确定原油出口价格的依据。但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石油采取的“限价”、“禁运”等措施，导致近期的数据可能并不真实。
如果出现更多的银行破产，他们下一步将救助谁呢？那些超过1000亿美元资产的银行？社区银行管不管？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是“世界帝国”的单极化建构与“反世界帝国”的多极化建构之间的斗争，以致任何具有“全球性”的重大事件，都会围绕美国推动的世界帝国的“全球化”形成截然分裂的两种立场。
今天我们看这一轮美元加息，已经带来国际资本流动的紊乱，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出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危机。继斯里兰卡、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后，未来一些金融脆弱的国家，比如印度、越南，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很可能也会受到冲击。
中国撮合这笔交易的动机很明显。该协议提升了中国的地缘政治领导力。而且，如果该协议成立，也会降低中东爆发战争的风险。不发生战争，中国严重依赖的中东石油供应就不可能受到干扰：中国约40%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其中沙特石油进口量是每天175万桶。
我们有适合从0到1创新的地方，深圳、杭州、苏州都有潜力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但是绝大多数地方还是做从1到N的创新。即便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还是要有人生产钢铁、轮船，这是我们的优势，不应该丢掉。
由美国的刺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加息成为了必然，而加息又同时让“安全”资产和“风险”资产都陷入了危机——于是银行倒闭了。遗憾的是，这些破坏性政策被一些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披上了合理的外衣，被部分中国媒体奉为真理……
考虑到硅谷银行和一些地方的村镇银行在各自的金融系统中都算不大不小的金融机构，又一定程度上处于监管的焦点之外，因此它们所面临的系统性问题也是类似的。
管理层搞砸了利率，低估了客户提款需求，雇佣了错误的员工，且没有出售股权。你顶多犯一个错误，再多犯一个就会死于非命。硅谷银行的管理层是傲慢、妄想还是无能？有时他们是兼而有之。
我认为这部影片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后现代的拼贴，在于挪用和借重，我们经过这部电影，其实要去追问的是美国社会的问题，和这部影片可能在美国社会内部履行的功能。而不要被表象层次上的华人，或者华人家庭带偏。
没有支撑信用的抵押，不会生成贷款，也就没有了消费的工具——货币。市场上的钱因为家庭部门买房，银行才把这笔钱贷款出来，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货币。
美联储会因为硅谷银行而再次开闸放水吗？其实，硅谷的破产恰恰是美联储无节操放水、直升机撒钱导致美债收益率暴跌、储蓄户存款暴涨造成的。如果再次以硅谷为借口印钱，那么美联储仅有的一丝信用，也将随风而逝。
这些乡村地区男性单身青年仍有较强的结婚动力。对他们来说，若父代无法有效支持，便很可能无法缔结婚姻；哪怕缔结了婚姻，在城市安家了，也可能因为生活无法维系而出现婚姻解体。
很多企业进行融资，是在不断地尝试找到监管套利的机会。国家加强这种“大一统”的监管体系之后，就可以有力地去控制这方面的风险。
在中国经济现实中，有相当大部分的收入流向了广义的政府部门（包括国企），这些收入跟老百姓没关系。老百姓真正持有的企业财产只有1/3多。同时这些企业财产在居民内部的分配也极不平衡，比如一些大企业家持有的企业股份很多，而老百姓持有的却非常少。
为什么《功夫熊猫》是好莱坞拍的，我们有功夫，有熊猫，但我们没有《功夫熊猫》，这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得这么好，尽管可能我们觉得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的要求，但总体上它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电影。
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企业的基本运行非常容易受到争议事件的影响。在印度，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与政治身份的融合，正在推动一场涵盖网络与现实两个维度的文化战争。
我们现有的生育支持政策过于“碎片化”，缺乏家庭视角，而生育本身是家庭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如果家庭对生养孩子这个问题有了意愿，但是却没有建立基于家庭的政策支持体系，那么即使有生育意愿恐怕也难以转变成生育行为。
一方面，日本的女性主义理论非常发达，当欧美发达国家的女性运动还停留在追求平等权利这个层面的时候，日本的女性主义作家已经在思考更加深刻的问题，而且还广泛地影响了欧美的学术界。但是另一方面，实践方面的，就要稍微差一些了——可能不是稍微。
就像马克思说过的，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往往不惜钻法律的漏洞甚至违法犯罪，金融监管和逐利的资本之间的“猫鼠游戏”是一个长期过程，金融监管体制和机构设置都应该随着市场变化不断进化，争取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地方政府也有一些引进人才的政策，但目前还不足以吸引一些高端人才过来。每次地方政府来调研考察，我都在讲这个事情，人才紧缺是我们最大的瓶颈。
中国市场具有强大的魔力，大家还是愿意投资它。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不是只在中国出现，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面临这种情况，疫情使很多事情无法做全盘准备。但是，中国有特殊的国家韧性、组织韧性、企业韧性，大家愿意相信我们国家的反弹和修复能力。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多处涉及金融系统。如果用最简单的总结概括本次调整，就是突出“功能监管”四个字。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很多企业逐渐掌控了市场支配力。为了争夺顶尖人才，这些巨头在挖人时会不断地开出越来越夸张的价格，进而导致高管工资的持续走高。 股票价格实际上和奖励制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很难被CEO的决策所左右，比如油价，或是运气。
人才优势、金融优势和科技优势往往只有大型城市才拥有。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如果政府能够给予一些支持，让这些新兴的企业留在大城市里，就有可能带动高端生产，科研创新，这些企业大多数都有着非常好的前景。
要把整个合规（监管）贯穿于产品的全周期，从开发开始，到上线、到测试、到迭代，改变以前先上线后监管、后规范的做法。另外，用技术去赋能监管，也能推动监管更好的落实。
民营企业最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引进国有资本寻求政策保护。所以，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是双向的。一方面民营资本在进入国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希望引入国营资本，戴上“红帽子”，这值得深思。中国经济要想发展，民营企业必须大力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
如果说哈耶克和波普尔是自由派全球主义学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索罗斯就是列宁。也许索罗斯有时候会显得夸大其词，但总的来说，他确实公开阐明了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他的观点比拜登的支支吾吾或奥巴马的妖言惑众更重要。所有自由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最终都会按索罗斯说的做。
可能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今年不必设定较高的增长目标。一方面，新一届政府要平稳衔接，稳字当头；另一方面，可能考虑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不确定性比较大，不能低估今年的困难，要给新政府留有一定的政策余地。
中国今天的CPI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快要赶上南欧了，这种通胀与失业率之间的组合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这说明了什么？这意味着将会发生什么？
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肉食对于普通平民来说并不容易获取，螺蛳这样的小块头也值得一吃。西方亦是如此，据学者的推测，古典时期的雅典公民人均年食肉量只有两千克左右。
当晚姚某酒精含量为144.32，早就超过80/100ml的醉驾标准。检察院不起诉理由是“情节轻微”、“初犯偶犯”、“如实供诉”、“急于去看望晕倒的父亲（父亲已送医）”、“公司证明他工作踏实认真”。
中长期增长一定是靠投资、靠创新，而不是简单靠消费。但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一定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来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能力与供给能力相匹配。原理很简单，但大家争得天昏地暗，非要强调哪一个很重要，实际上动态平衡是关键。
中国的短期经济刺激计划中消费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不仅仅是消费。消费和投资所起到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产能翻倍，消费能起到多大作用？答案是0。
美国政府需要加大专业化程度，同时也必须接受自己脱离选民的直接监督。我认为创造竞争的一个好办法是联通、开放这些平台网络，让多家企业在共同平台上面竞争。
美欧目前在气候行动和净零产业促进上的调门很高，但是从气候科学的原理上看，他们的作为实际上是全球气候行动事业的负能量。
以简单的人口规模或GDP增长数字去预测某个经济体的未来，这是幼稚和错误的。保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以确保劳动力掌握高附加值的技能并挣得高薪，这些才是关键。
我最近对一批美国国会共和党党团高层讲，你们可以尽情地说任何关于中国的坏话，但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或者孟加拉国，没有人会听进去一个字。因为在互联网基础设施领域，美国无法提供比中国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服务，而宽带基建恰恰是对那些国家能否实现发展最关键的一项技术。
此次中美科技战正好爆发在大量华人集聚的高科技领域。任正非就注意到“卡芯片脖子的其实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国人！”这为中国技术引进提供了重大机会。
中俄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完善之处，这是有共识的，但也存在解决方式上的差异。中俄的战略协作基于双方共识，而不是就某一方的意愿或解决方式来进行，其主要方向是避免整个世界从本来发展议程主导转向安全议程的主导。
公检法司及基层调解人员处理该类案件时，应尊重本人意愿为首位，依法保护，让被害人没有顾虑地维护自身权益。不应以各种理由，如“传出去有损名誉”、“可能影响子女今后政审、工作前途”等为由劝说其谅解、放弃诉求、息事宁人。
去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以金融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金融冲击为主，今年除了金融冲击以外，还有可能因为美联储紧缩带来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从而导致中国外需减弱。金融加实体经济的双重冲击会给我们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和田一定要有一点认识，就是不要小看劳动密集型产业。
林林总总的“反常”之举，如果放到美国当下已经进入新一轮选举周期的关键节点这一背景下来理解，也就都正常了。
目前扩大消费的瓶颈在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不足，可支配收入或者即期购买力水平较低。换句话说就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率高，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率低。因此，实现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反弹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消费。
在民航运输业中有着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小王和家人并不好过。面对家人的哭诉和同事的痛心，小王仍旧怀疑——再来一次，自己会不会拔枪？
“转型假说”以及遵循其逻辑的收缩政策不符合“伟大复兴世界观”，也不符合党中央的方针。为战胜霸权的打压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必须重振增长、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中高增速，这就要求实施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以“升级”逻辑代替空洞的“转型”逻辑。
我们中国是“百国之和”的国家，我们的人口是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之和，这当中本身就有多少的需求可以创造出来。我们现在讲发展新格局，也就是我们的“双循环”，怎么把它落实、怎么把它做好的问题。
中央债替代地方债在技术上可行，但如果地方政府认为反正有中央政府在债务上托底，所以未来可以在扩大债务方面无所顾忌，也会在长期内及根本上破坏中国的投资信念，也就是破坏中国的整体信用根基。
所谓“保护民主”和“执行国内法”都不是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原则的合法例外。但似乎没有人质疑美国在两岸冲突中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然而一个国家使用武力收回其反叛省份——就像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却被美国称为“侵略”或“入侵”行为。
第一，债务本身是中性的，有利有弊：虽然扩大总需求，提高信息的效率、外部性等，但在越来越多使用债务的过程中，也出现债务支出效率下降、效果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第二，地方政府债务历史上的成功是否代表未来的可持续性，仍需进一步思考。
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准备接受一个失败的棋局呢？当然也不是。俄罗斯一直以来对于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有自己的本质认识：你要和我下棋，我直接掀翻棋盘。
中国房地产泡沫不可持续这一点没错，但美国的国债和股票市场也同样挣扎在泡沫破裂的边缘。“国债置换地债”虽然不能带来真实的财富增加，但只要中国的债务不突然灭失，中国的经济就还有翻盘的希望。
根据《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2》提供的信息，中国研究者目前在AI类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论文的引用数量都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论文发表数量甚至比美国发表数量的两倍还多。但是，这些论文和引用到底对经济生产做出了多大贡献呢？
消费不是生产投入，也不是供给侧投入，它不能替代投资在GDP增长中的作用。“提高消费”这一笼统的说法，掩盖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这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如果不澄清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就会引发如美国一样的破坏性后果。
对许多国家而言，2022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许多发展中国家刚从疫情浩劫中恢复过来，正面临着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放缓和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对它们来说，乌克兰战争关乎欧洲的未来而非世界的未来；这场战争吸引了太多注意力，使世界忽视了这个时代更紧迫的全球性问题。
这种直接焚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极度危险的危废垃圾焚烧现场，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剧毒的化学物质，我不是很认可这个决定。
那些既能把基本理论搞明白，又能在商业模式上有所创新的企业，会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曾在战事进入冬季时推动其外交解决方案。虽然拜登政府高层并不赞同米利的想法，但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沙利文）一直在敦促为外交协调留出余地。显然，拜登团队仍未在价值观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支点。而基辅方面在12月底也拒绝了拜登提出的“正义和平”框架。
塔利班接手的是一个深受诚信、安全、治理、发展四大“赤字”危机困扰的阿富汗，必须拿出诚意，尊重少数族裔和女性儿童的权利，放弃极端意识形态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
柬埔寨人愿意和华人通婚，却不太愿意和越南人通婚，也可以折射这种微妙的关系。这样的历史性、民族性的隔阂在柬越之间非常深沉，甚至中越之间也有，然而中柬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
一个提议是将七国集团G-7变成“民主十国”D-10，增加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加强七国集团，同时保持其地缘政治民主化方向，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让新德里远离莫斯科，使其能够与北京竞争，长期以来这一直是美国的目标。这也应该是七国集团的目标。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
地震可能造成该国高达8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708亿要用于重建家庭住房，104亿为国家财政收入损失，还有29亿为工作日损失。换言之，这次强震造成的损失，极有可能相当于该国约10%的GDP。
美国加息让别国汇率GDP受压，扩大了名义GDP的领先优势。高盛等机构将中国汇率GDP赶超美国的时间点从2028年推迟至2035年，一些机构试探性地提出“中国GDP永远超不过美国”。
当前社会的人如果不通过接受教育的途径，基本不可能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撑教育的资源都会影响下一代。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的政策没有做到把教育资源公平分配，还是完全以成绩为分配标准。
